导读:本文包含了丹江口水库淹没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库湾,重金属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论文文献综述
韩培培[1]（2017）在《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其对库湾水质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形成的新增淹没区面积为205km~2,淹水后其土壤中重金属可经土水界面迁移交换进入水体,影响水质安全。本文以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土壤重金属和水体中重金属为研究对象,基于水文、气象、土地利用、土壤、研究区重金属含量等基础数据,结合3S理论与技术、综合运用生态风险评价、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对重金属展开分布特征分析和风险评价,深入分析重金属污染状况,并解析其来源,旨在为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安全和风险控制提供理论支撑。本论文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结合富集因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新增淹没区土壤中重金属的分布特征、富集水平和污染来源,结果表明:新增淹没区土壤中重金属Cd平均含量高于库区土壤背景值,而Cr平均含量均低于环境背景值,As、Cu、Pb、Ni和Zn含量与库区背景值相差不大;在空间上,丹江库区的Ni、Pb、Cd、Mn、As、Cr和Zn平均含量比汉江库区对应的重金属平均含量高。根据富集因子评价显示,Cd是整个新增淹没区主要的污染元素,受人为活动的影响较大且富集严重,此外,As存在潜在风险。多元统计分析结果综合表明新增淹没区土壤中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种途径:人为因素对Ni、Cr、Zn、Pb和Cu的影响较小,其主要来源于自然因素;重金属As和Cd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受人为影响较大,两种元素主要受农业用地的生产活动和工业及生活垃圾的影响。(2)结合水质指数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蓄水后库湾水体中重金属进行了分布特征分析,探讨了风险评价和来源解析,结果如下:库湾水体重金属的含量和空间变异在雨季和枯季间存在差异。雨季,Pb的潜在风险较大,其次为As;Cd的变异系数大于1,属于高度变异。枯季,Pb存在潜在风险;As和Pb的变异系数均大于1,属于高度变异。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雨季库湾水质状况较差,对库湾水体构成潜在风险的是难处理的毒性指标Pb;枯季的库湾水质综合指数为17.6,水质表现为优。因此,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库湾水质在枯季要优于雨季。多元统计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综合表明库湾水体8种重金属来源可概括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其中,雨季As和Pb受人为因素扰动的影响较大,As主要源于面源污染;Pb是面源与点源污染的综合影响;Zn、Cr、Cd、Ni、Mn和Cu主要源于自然源;枯季Pb、Cd受人为因素扰动的影响较大,主要源于点源污染;而Cu、Cr、As、Zn、Ni和Mn主要为自然源输入。(3)本文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探讨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新增淹没区土壤中重金属对库湾水体重金属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性,随着水体环境的变化新增淹没区土壤中重金属等污染物的迁移转化,给库湾水体带来的潜在危害较小,而水温、微生物活性等水环境因子则是库湾水体重金属含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期刊2017-06-01）
韩培培,谢俭,王剑,强小燕,艾蕾[2]（2016）在《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源解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研究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富集特征并解析其来源,对水库的水质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定新增淹没区169个农田土壤样品中8种重金属(Cd、Cr、Cu、Ni、Pb、Zn、As、Mn)含量,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Cr的平均含量(45.11mg/kg)均低于库区土壤环境背景值,而Cd的平均含量(1.04mg/kg)均高于背景值;除Cu外,Cd、Cr、Ni、Pb、Zn和As在丹库的空间变异性较强,变异系数分别为0.58、0.72、0.58、0.74、0.35、1.12;Cd和As是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的主要污染元素,其中Cd的富集系数高达10.3,中度以上污染区为86.6%,As中度及以上污染区为2.6%;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来源主要为自然源(Cr、Cu、Ni、Pb、Zn、Mn)、农业源(As)、工业和生活源(Cd),贡献率分别为44.7%、15.9%和15.4%.(本文来源于《中国环境科学》期刊2016年08期）
王剑,尹炜,强小燕,朱敦,史志华[3]（2015）在《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生态危害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为研究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通过野外调查,采集169个土壤样品,分析了土壤中7种重金属(Cr、Cd、Pb、Ni、Zn、Cu、As)的污染特征和空间分布,并采用Igeo(地质累积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进行生态危害评价.结果表明:w(Cr)低于河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w(Cd)、w(Pb)、w(Ni)、w(Cu)、w(As)、w(Zn)均高于河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其中,w(Cr)比河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低18.90 mg/kg,w(Zn)比河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高11.21 mg/kg,w(Cd)则为河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的16倍.空间分析表明,河南省淅川县、湖北省丹江口市附近的库区以及河南省九重镇、盛湾镇库周的土壤重金属质量分数较高,而其余区域较低;Igeo法评价结果表明,Cd是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主要的污染元素,Cr、Pb、Ni、Zn、Cu、As则处于无污染水平.(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研究》期刊2015年04期）
王剑,尹炜,赵晓琳,仰满,段诚[4]（2015）在《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潜在风险评估》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野外调查与室内模拟实验,采用综合评价指数法对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进行了潜在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新增淹没区土壤背景总氮为0.3~3.8g/kg,平均值1.1g/kg;总磷为0.2~2.4g/kg,平均值0.8g/kg,入库支流区域土壤背景氮磷含量较高,新增淹没区的含量较低;土壤模拟淹水浸泡的溶出总氮为0.2~11.8mg/L、总磷为0.006~2.2mg/L,平均值分别为4.1,0.3mg/L.空间分布上,土壤溶出氮磷与新增淹没区土壤氮磷背景值变化相似.新增淹没区潜在风险评估等级由低到高的面积分别占整个新增淹没区总面积的3.3%、21.2%、56.9%、15.9%、2.7%,表明大部分新增淹没区处于中低风险等级,其中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入库支流区域.(本文来源于《中国环境科学》期刊2015年01期）
刘灵辉[5]（2014）在《水库移民淹没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机制研究——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市移民的调查》一文中研究指出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性移民。丹江口水库试点移民主要以种植业安置为主,在安置区移民主要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调整获得承包地,该模式与现行农村土地政策相违背,土地调整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混乱、利益各方支出收益不均衡等问题,使各方主体之间形成潜在的利益冲突。针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调整解决移民生产生活用地的弊端,按照替代理论,提出以移民淹没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中心来设计移民安置模式,以货币补偿、入股、土地征收、土地流转等方式相结合来安置移民,实现不同安置方式下移民获得的收益与移民淹没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挂钩,逐步实现水库移民政府主导性与移民安置的市场化有机结合,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本文来源于《水利发展研究》期刊2014年05期）
佘加平,武俐,赵同谦,张坤峰[6]（2013）在《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土壤中汞和砷的赋存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为研究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土壤中Hg和As的赋存特征及潜在风险,采集高程在170m以下8个乡镇18个采样点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共30个,微波消解后采用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结果表明:淅川淹没区土壤中Hg和As的含量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土壤环境质量Ⅱ类标准(GB15618—1995),但Hg的变异程度较强,反映了在淹没区各区域土壤中Hg的来源存在较大差异。Hg和As的含量与土壤的理化性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pH与Hg的含量呈极显着负相关,与As呈显着正相关;有机质(TOC)和Hg的含量呈显着正相关,与As呈负相关,但显着性不明显。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土壤中Hg和As进行风险评价,综合潜在风险指数表明,研究区Hg和As的总潜在生态风险值较低,生态危害程度为轻微污染。从单元素角度分析,Hg的潜在生态危害程度要高于As,且部分属于中等污染水平,值得进一步关注。(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3年01期）
牛东伟,彭菲,裴树文,马宁[7]（2012）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白渡滩旧石器地点》一文中研究指出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白渡滩旧石器地点位于河南省淅川县马蹬镇白渡滩村白渡滩组,埋藏于丹江左岸第叁级基座阶地前缘的红色黏土层中。2009年4月对该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00 m2,出土石制品67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等。古人类选择河流阶地底部河卵石为主要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和中型居多;硬锤锤击法为剥片和修理的主要技术。石制品特点显示中国南北方主工业的融合性特征。地貌和地层对比表明,该地点形成时代大致为中更新世。(本文来源于《第十叁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期刊2012-08-01）
何晓祺[8]（2010）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淅川段土壤氮磷分布及释放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河南淅川段)为研究对象,采取野外调查和实验室模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开展淹没区土壤氮、磷分布特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室模拟进行氮、磷在土壤—水界面释放影响因素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⑴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淅川段土样各营养元素含量均呈正态分布。土壤耕作层(0-20cm)硝氮含量范围介于5.8～77.9mg/kg,其均值为25.02mg/kg;氨氮含量介于5.2～25.6mg/kg之间,其均值为13.53mg/kg;总氮含量介于181.5～1640.6mg/kg之间,其均值为671.92mg/kg;总磷含量介于457.9～1473.2mg/kg之间,其均值为877.3mg/kg;有机质含量介于1.7～45.3g/kg之间,其均值为18.08g/kg。硝氮、氨氮、总氮、总磷及有机质含量在土壤剖面由上向下减少,耕作层含量大于非耕作层。耕作层有机质含量较高为I级,总氮含量较低为III级,总磷平均含量与全国土壤总磷含量范围相比,含量较高。耕作层土壤总氮、总磷平均含量,均大于沉积物中能引起最低级别生态毒性效应的总氮浓度和总磷的浓度。⑵各土地利用类型硝氮含量:村庄>底泥>旱地>消落带>林地>水田;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氨氮的分布影响不显着。除林地耕作层土壤氨氮含量较高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氨氮含量差别较小;水田总氮含量远大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含量,可能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有关,底泥由于其累积效应,总氮含量略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中总磷含量分布影响不太显着,除消落带和林地较低以外,旱地、村庄,底泥及水田中总磷平均含量相差不大;采样点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受土地利用类型影响较为显着,其含量分布:水田>村庄>底泥>旱地>消落带>林地。⑶经分区研究,氮、磷在空间上的含量分布受离河岸远近影响较小,淹没区下游第四区域氮、磷及有机质平均含量略高于其他区域,而第叁区域与第五区域氮、磷及有机质含量略低。说明淹没区土壤受人类种植活动影响较大。⑷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水界面氮、磷营养物释放影响较小;上覆水与土壤—水界面间隙水间营养盐浓度梯度对氮磷释放影响显着;中性条件有利于硝氮、氨氮向上覆水体的释放,而与之相反,总磷在中性条件下释放强度低于酸、碱性条件;温度升高能促进土壤中硝氮、氨氮及总磷的释放;在试验初期,扰动大大加快了硝氮、氨氮、总磷的释放,但达到最大释放量后,其释放强度下降;在无藻类等水生植物生存条件下,光照对硝氮、氨氮及总磷释放影响较小,光照组释放强度略高于遮光组。(本文来源于《河南理工大学》期刊2010-10-01）
邰超,周天健,赵同谦,武俐,王晴晴[9]（2010）在《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农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采集了丹江口淅川淹没区高程在170m以下8个乡镇的农田土壤共18个样品,采用索氏提取分离富集、气相色谱-电子捕获(GC-ECD)检测、气相色谱仪-质谱(GC-MS)确证的方法对样品中20种有机氯农药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土壤中OCPs的分布特征与潜在风险。结果表明,研究区农田土壤中有α-HCH和DDE两种有机氯农药被检出,其中α-HCH含量范围是nd～107.55ng·g-1,平均值为40.31ng·g-1;DDE含量范围是1.42～237.56ng·g-1,平均值为36.28ng·g-1。总有机氯含量范围为15.16～279.93ng·g-1,平均值为76.59ng·g-1;与其他地区比较,ΣHCHs含量偏高,ΣDDTs含量相当;α-HCH可能来自早期残留,也可能来自大气沉降,DDE可能源自早期残留。淅川淹没区农田土壤中α-HCH和DDE含量基本上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土壤质量良好,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生态风险。(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0年04期）
陈诚,王宏志,沈雅琼,徐建军[10]（2008）在《基于GIS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南水北调湖北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支持下,采用文化类型、遗址面积和文化层厚度作为比较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淹没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的时空分布规律:不同时期遗址点高程变化、遗址点与河道水平距离间平衡关系,由此推断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的演化。研究表明:文化层厚度大于5m的遗址点大都分布在高程155m以上区域且与河道中心线水平距离不小于800m;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人类活动沿汉江干流溯源而上,聚居地的高程增加、面积扩大、稳定性加强。(本文来源于《云南地理环境研究》期刊2008年01期）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研究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富集特征并解析其来源,对水库的水质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定新增淹没区169个农田土壤样品中8种重金属(Cd、Cr、Cu、Ni、Pb、Zn、As、Mn)含量,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Cr的平均含量(45.11mg/kg)均低于库区土壤环境背景值,而Cd的平均含量(1.04mg/kg)均高于背景值;除Cu外,Cd、Cr、Ni、Pb、Zn和As在丹库的空间变异性较强,变异系数分别为0.58、0.72、0.58、0.74、0.35、1.12;Cd和As是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的主要污染元素,其中Cd的富集系数高达10.3,中度以上污染区为86.6%,As中度及以上污染区为2.6%;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来源主要为自然源(Cr、Cu、Ni、Pb、Zn、Mn)、农业源(As)、工业和生活源(Cd),贡献率分别为44.7%、15.9%和15.4%.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论文参考文献
[1].韩培培.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其对库湾水质的影响[D].华中农业大学.2017
[2].韩培培,谢俭,王剑,强小燕,艾蕾.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源解析[J].中国环境科学.2016
[3].王剑,尹炜,强小燕,朱敦,史志华.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重金属生态危害评价[J].环境科学研究.2015
[4].王剑,尹炜,赵晓琳,仰满,段诚.丹江口水库新增淹没区农田土壤潜在风险评估[J].中国环境科学.2015
[5].刘灵辉.水库移民淹没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机制研究——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市移民的调查[J].水利发展研究.2014
[6].佘加平,武俐,赵同谦,张坤峰.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土壤中汞和砷的赋存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3
[7].牛东伟,彭菲,裴树文,马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白渡滩旧石器地点[C].第十叁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
[8].何晓祺.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淅川段土壤氮磷分布及释放影响因素研究[D].河南理工大学.2010
[9].邰超,周天健,赵同谦,武俐,王晴晴.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农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研究[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0
[10].陈诚,王宏志,沈雅琼,徐建军.基于GIS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