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感论文-唐珺

不公平感论文-唐珺

导读:本文包含了不公平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应激,不公平决策,人格,近红外

不公平感论文文献综述

唐珺[1](2019)在《人格因素与应激状态下个体不公平感的关系:行为和近红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急性社会应激(Acute social stress)会影响人类的社会决策。当人们在进行决策任务时,对于任务中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否的感受程度往往影响着人们的判断能力。应激情境下人们对环境中的威胁信息更加敏感,也更倾向于对负性情绪调用更多认知资源,因而不公平感受有可能会受到应激状态的影响。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Trier Social Stress Test,TSST)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种实验室诱导急性社会心理应激的有效手段,前人的研究显示经过TSST压力诱导后,不同性别的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任务(Ultimatum Game,UG)中可能表现出相反的决策结果。也有研究显示在应激情境下对于最后通牒游戏任务中的分配方案被试会表现出不同的不公平感受以及惩罚决策。大量脑成像研究探讨了不公平情景下决策行为的神经机制,但较少研究着眼于应激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对大脑激活程度起到的影响。并且来自个体差异的因素对不公平感知和应激状态上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人格因素。因而,本研究希望通过结合问卷、行为学指标和脑成像技术探究人格因素和应激状态下的不公平决策间的关系。研究共分为叁个实验,研究一招募了17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应激觉察问卷、公平感受问卷和HEXACO人格问卷分别调查了被试的应急状态、不公平经历和人格特质。研究二招募43名在校女大学生,在通过TSST测试在实验室诱发急性应激状态并通过随后进行的最后通牒游戏任务测量他们在不公平决策中的选择,并使用HEXACO人格问卷测量她们的人格特质。研究叁采用和研究二同样的实验范式,对36名女大学生的应激反应和应激状态下的不公平决策结果进行了测量,与此同时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NIRS)监测被试在进行最后通牒任务过程中的大脑皮层氧合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在研究叁中采用情感神经人格问卷这一结合大脑情绪系统编制的人格问卷进行人格维度得分的评价,并将最终结果与行为实验中激活的脑区结果结合,探讨人格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行为学数据表明,在本次实验样本中,研究一结果显示外向性维度与应激状态和不公平感受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经验开放性维度与应激状态呈现负相关。在研究一确定人格维度与应激状态和不公平感受存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二的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应激组在两种不公平分配条件下均无显着的决策结果差异,并且没有发现人格因素的关系。研究叁的行为学数据证实了研究二的结果,但近红外结果显示,左侧STG脑区、左侧TPJ脑区和右侧IFG叁角区出现显着的交互作用,即在应激情况下个体面对高不公平感情景有更显着的激活,而在控制组没有发现差异。随后与人格得分进行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认为在控制组中探索维度得分与低不公平感的左侧MFG脑区呈显着正相关,但与STG脑区呈显着负相关。悲伤维度的得分与右侧MFG呈显着的负相关。愤怒维度的得分与高不公平感情境中的STG和IFG的激活呈显着负相关。同时在高不公平分配情境中,STG脑区的激活和悲伤维度的得分呈现显着的负相关,探索维度的得分与MFG脑区的激活呈显着的负相关。在应激组中唯一的人格因素结果是在高不公平分配情景中,右侧MFG的激活与娱乐维度的得分呈显着的正相关。我们的研究初步显示,尽管在行为表现上急性应激情景并没有对不公平情景下的决策产生影响,但在STG脑区、TPJ脑区和IFG脑区的激活水平表现出显着的差异,这说明急性社会应激确实有可能改变了被试在做不公平感决策时的信息加工整合和认知负荷。人格维度的结果显示,在消极人格情绪维度上存在与非应激状态下的不公平决策脑激活结果的关系。(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5-10)

郑丽[2](2019)在《旁观者因素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平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准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当公平准则被违反时,个体会产生不公平感,甚至会表现出一些偏离自我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非理性”行为,如在经济决策任务中,选择损失自身的利益对公平准则违背者进行惩罚的行为。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不公平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常常使用最后通牒博弈(the Ultimatum Game,UG)任务。该任务包含一位提议者(proposer)和一位回应者(responder)。提议者有权对一定数目的金钱提出分配方案,回应者则需要对该方案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策。若被试选择接受,双方将分别得到分配方案中对应数目的金钱;若被试选择拒绝,双方都得不到金钱。通过该实验范式,研究者发现,个体的不公平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还会受到来自提议者、回应者以及提议者和回应者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个体生活于社会群体之中,在个体受到不公平对待并需对此做出反应时,该过程往往还会被其他个体知晓,这些个体能以局外旁观者的身份对事件进行观察,甚至还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态度。之前研究已经发现,他人的存在及不同态度确实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那么在经典UG任务中加入旁观者因素(如旁观者是否存在以及表达何种态度)后,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对应的脑激活模式又会受到怎样的调节?对于这些问题,鲜有研究进行过系统探讨。为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本研究在经典UG任务的基础上,系统操纵了叁种不同旁观者因素,即旁观者的存在与否、有无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以及有无来自旁观者的社会压力,考察了这些旁观者因素对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借助fMRI技术对旁观者因素调节个体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背后的脑机制进行了探讨。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本论文开展了叁个研究,共七个实验。其中,研究一通过两个实验(实验1a与1b),在经典UG任务的基础上,引入旁观者存在条件,且不要求旁观者表达态度,以期在行为与脑反应两个层面上,探究旁观者存在与否对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二考察了当旁观者支持回应者时,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对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2a与2b)。与研究一的实验设计一致,实验2a从行为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2b则使用fMRI技术从脑反应层面对旁观者支持如何影响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了探讨。研究叁则考察了当旁观者支持提议者时,给回应者带来的社会压力对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共包括叁个实验(实验3a、3b与3c)。其中,实验3a和3b从行为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3c则使用fMRI技术从脑反应层面对旁观者压力如何影响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了探讨。最终的结果发现:行为层面,不论是否存在旁观者,不论旁观者的态度如何,面对不公平分配,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都显着低于公平分配;回应者对公平分配的拒绝率接近0,但是对不公平分配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拒绝行为(拒绝率基本都在40%及以上),这些结果表明个体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感知相对稳定,愿意付出代价惩罚提议者,执行公平准则维护行为。相对于旁观者不存在或无旁观者支持条件,当旁观者存在或得到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时,面对不公平分配,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更低,拒绝率更高,这表明旁观者存在和旁观者支持都会强化个体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敏感性,使个体更愿意做出维护公平准则的拒绝行为。而旁观者压力下,面对不公平分配,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被试都仍旧体验到较高的不公平感,也保持较高水平的拒绝行为。同时,旁观者压力下面对不公平分配,男性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下降,行为上更倾向于拒绝;而女性回应者对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评分在有无旁观者压力时无显着差异;在朋友旁观者压力下,女性被试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下降,这表明女性被试在社会压力下仍旧保持着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敏感性,行为上则表现出了一定的容忍度。fMRI结果发现,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前脑岛的激活显着高于公平分配。在旁观者因素提升回应者面对不公平分配的不公平感受的同时,其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回激活显着增加。相对于旁观者不存在或无旁观者支持条件,在旁观者存在和旁观者支持条件下,前脑岛在拒绝(相对于接受)不公平分配的试次中活动增强。而在旁观者压力条件下,面对不公平分配,男性回应者的前脑岛激活以及前脑岛与背侧前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增强,背外侧前额叶则参与了旁观者压力影响男性被试拒绝行为的加工过程。女性回应者扣带回前膝部在不同旁观者压力条件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时的激活差异能够预期其决策行为的变化。本研究从行为及脑两个层面,在UG任务的基础上,系统探究了旁观者因素对个体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最终结果发现旁观者的存在和旁观者态度确实会对人们的不公感及相关决策产生影响,该结果有助于人们对复杂社会情景下不公平相关决策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卢京洁,余思雨,唐珺,刘思彤,盛卉[3](2018)在《压力应对模式对压力下不公平感决策行为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生理或心理的个体差异往往决定人们在急性压力情境下的感受或行为。前人研究发现在急性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不公平情景更倾向于拒绝,但忽略了个体差异在其中的影响。本研究通过问卷分析和实验室行为学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压力情景、压力应对方式和不公平感决策的相关关系。研究一,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可察压力量表和公平感问卷(分为总体压力经历调查、程序公正、分配公正、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五个维度)对111名女性被试和18名男性被试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个体的可察压力与压力经历显着正相关,与分配公平显着负相关;可察压力与消极应对模式显着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模式显着负相关;压力经历调查、程序公正、分配公平和整体压力感受与消极应对模式相关显着,而压力经历、分配公平、整体压力感受与积极应对模式相关显着。这说明当不公平事件的经历很可能和人们对于压力的感受有关联,而这种压力感受也和人们习惯于采取的压力应对方式有关。研究二,使用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范式和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究不同压力应对方式的人群不公平感决策的差异,计算了3名男性被试和49名女性被试在压力情景和非压力情景下,积极、消极两种特质应对方式和不公平感决策行为的相关性。首先,压力和非压力情境下被试的接受率没有明显差异。在无压力组中,被试的消极应对程度和UG实验15/35不公平情况接受率呈现显着负相关,而在压力组中无相关。这说明在无压力条件下,消极应对方式的人更倾向于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情景,但在压力条件下无论是否习惯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被试都会拒绝不公平分配。两个研究表明,个体的不公平感受和主观压力感受、压力应对方式有潜在关联,且倾向于消极应对压力的被试更容易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8-11-02)

肖飒[4](2018)在《不公平感对自私行为的影响: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自私是一种违反公平、伤害他人利益的自利,自私行为又是个体自私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实中个体自私行为的表现通常是为了满足自身私欲,去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者揭示了不公平感与自私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个体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后,会表现出更多的自私意图和行为。而自我同情作为一个积极因子,能够有效帮助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缓解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自我同情是否能抑制个体由不公平事件所引发的自私意图和行为,目前尚没有实证性研究来支持。因此,本研究试图采用两个实验设计,考察自我同情对大学生经历不公平事件后的自私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减少个体自私行为的产生提供有效的依据,进而为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本研究由两个实验构成,实验一采用2×2的被试间设计,选取13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情境回忆启动的方式对不公平感变量进行操纵,将被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随后,两组被试分别接受自私行为测量,以考察不公平感与自私行为的关系,并考察个体的特质自我同情水平高、低对不公平感与自私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验二采用2×2的被试间设计,选取14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情境故事启动的方式对个体不公平感进行操纵,在此基础上,通过指导语引导被试集中于自我宽容、普遍人性和正念等方面去思考不公平事件的方式来操纵个体的状态自我同情,将被试随机分为状态自我同情干预组、不干预控制组,分别接受相应的写作任务,随后,两组被试分别接受自私行为测量,以此来考察在不公平情境下,操纵状态自我同情是否对不同特质自我同情个体的自私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当个体产生不公平感时,更倾向于实施自私行为;(2)特质自我同情水平高、低在不公平感与自私行为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个体在特质自我同情量表上得分越高(高特质自我同情),其自私行为越少,反之,在特质自我同情量表上得分越低(低特质自我同情),越倾向于较多实施自私行为;(3)在不公平情境下,通过操纵个体的状态自我同情,特质自我同情水平高、低个体在自私行为表现上存在差异,低特质自我同情个体在进行干预后,能够有效降低自私行为实施情况;而高特质自我同情个体在进行干预后,在自私行为实施情况上不存在显着差异,均处于较低水平,即都倾向于较少实施自私行为。(本文来源于《四川师范大学》期刊2018-05-24)

张笛[5](2018)在《分配不公对不公平感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上各种不公平事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诸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兴趣。本研究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采用实验法,在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和关系变量的基础上,探讨分配不公、社会价值取向、关系对不公平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公平感在不同程度的分配不公之间存在显着差异,高度分配不公情境下产生的不公平感强于低度分配不公情境下的不公平感。将社会价值取向作为调节变量放入模型,发现社会价值取向对分配不公和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与亲社会者相比,分配不公影响下的自利者的不公平感更强,但是亲社会者的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更大,自利者的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则较小。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下,分配不公对不公平感的影响有显着差异。弱关系情景中,分配不公影响下的不公平感更强。但在强关系情境下,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弱关系情境下,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较小。并且,本文认为关系与分配不公的交互作用对不公平感的影响要强于社会价值取向。(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期刊2018-04-01)

刘国亮,张汇川[6](2018)在《企业对待不公平感的处理优化方案——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心理行为分析与决策》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意义]揭示企业员工在公平感缺失后,员工可能产生的六种减少公平感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帮助企业了解如何管理和引导这些行为与心理变化,使公平感更有利于企业发展,而非阻碍。[方法/过程]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是一种重要的过程型激励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公平理论的发展共经历了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等叁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公平理论存在的问题是理论性强而实践性弱。加入行为管理和管理心理学内容,逐个分析公平感缺失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变化和行为改变,从具体情况入手,提高公平理论的实践性。同时加入员工幸福感和沉默行为等变量进行分析,阐明公平感的作用。[结果/结论]互动公平的确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建立企业文化和氛围,减少员工因公平感缺失而形成的行为改变,同时"五改一离"理论有助于深度剖析员工行为,帮助企业领导正确引导员工的心理变化和行为,为企业管理保驾护航。(本文来源于《西部经济管理论坛》期刊2018年01期)

李辉[7](2017)在《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响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认知》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考察社会不公平感与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对反腐败的看法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和腐败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民众的社会不公感和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对两者关系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会显着影响他们对腐败和反腐败的看法。具体来说,民众不公平感越强,就越认为腐败较严重,其反腐败满意度也就越低。本文进而讨论这一发现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来源于《复旦政治学评论》期刊2017年01期)

郑轶洁,徐佳琳,郑丽,李林,杨光[8](2017)在《经济状况对不公平感相关决策的影响:基于静息态的fMRI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使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通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究功能连接对于提议者经济状况对回应者不公平感相关决策产生影响的预测作用。材料与方法 30名健康被试参与本研究。在任务中,被试首先会得知提议者的经济状况(好或差),之后会得知来自提议者的分配方案,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该分配。本研究采用被试的拒绝率和公平感评分来衡量提议者经济状况对回应者进行决策的影响。通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DPARSF)处理采集到的静息态数据并计算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及右侧丘脑与全脑体素的功能连接值,进一步将功能连接值与拒绝率和公平感评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当不公平分配来自于经济状况较好提议者时,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右侧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连接与拒绝率之间呈负相关(r=-0.80,P<0.01),右侧丘脑与左侧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连接与公平感评分之间呈负相关(r=-0.59,P<0.01)。结论在静息状态下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丘脑及内侧前额叶皮层间的功能连接对于经济状况对不公平感相关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本文来源于《磁共振成像》期刊2017年08期)

杨帆,佘升翔,陈璟,周劼,谢筱玲[9](2017)在《基于不公平感的谣言对转基因风险评价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谣言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但其传播过程的"心理黑箱"还是缺乏探索的问题。在情绪评价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对照实验,通过转基因食品情景模拟来考察不公平谣言及辟谣行为对风险认知评价及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转基因风险评价产生的情绪可分为后果型和伦理型;(2)不公平感会导致更强烈的伦理型及后果型情绪,并使得被试倾向于高估转基因风险;(3)辟谣对转基因风险评价能起到一定干预作用,但不能完全抵消谣言对情绪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心理科学》期刊2017年04期)

郭秀艳,郑丽,程雪梅,刘映杰,李林[10](2017)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不公平感及其相关决策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或其变式展开。大量脑成像研究探查了关于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尤其集中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提议进行反应的脑区及其对应功能。经常得到关注的脑区包括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颞顶交界等。对特殊人群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检验或澄清上述重要脑区及脑网络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阐释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的特点。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了不同情境因素(包括分配方案相关因素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调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更应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基因和激素层面的研究,以期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本文来源于《心理科学进展》期刊2017年06期)

不公平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公平作为一项基本社会准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当公平准则被违反时,个体会产生不公平感,甚至会表现出一些偏离自我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非理性”行为,如在经济决策任务中,选择损失自身的利益对公平准则违背者进行惩罚的行为。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不公平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常常使用最后通牒博弈(the Ultimatum Game,UG)任务。该任务包含一位提议者(proposer)和一位回应者(responder)。提议者有权对一定数目的金钱提出分配方案,回应者则需要对该方案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策。若被试选择接受,双方将分别得到分配方案中对应数目的金钱;若被试选择拒绝,双方都得不到金钱。通过该实验范式,研究者发现,个体的不公平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还会受到来自提议者、回应者以及提议者和回应者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个体生活于社会群体之中,在个体受到不公平对待并需对此做出反应时,该过程往往还会被其他个体知晓,这些个体能以局外旁观者的身份对事件进行观察,甚至还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态度。之前研究已经发现,他人的存在及不同态度确实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那么在经典UG任务中加入旁观者因素(如旁观者是否存在以及表达何种态度)后,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对应的脑激活模式又会受到怎样的调节?对于这些问题,鲜有研究进行过系统探讨。为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本研究在经典UG任务的基础上,系统操纵了叁种不同旁观者因素,即旁观者的存在与否、有无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以及有无来自旁观者的社会压力,考察了这些旁观者因素对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借助fMRI技术对旁观者因素调节个体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行为背后的脑机制进行了探讨。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本论文开展了叁个研究,共七个实验。其中,研究一通过两个实验(实验1a与1b),在经典UG任务的基础上,引入旁观者存在条件,且不要求旁观者表达态度,以期在行为与脑反应两个层面上,探究旁观者存在与否对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二考察了当旁观者支持回应者时,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对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2a与2b)。与研究一的实验设计一致,实验2a从行为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2b则使用fMRI技术从脑反应层面对旁观者支持如何影响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了探讨。研究叁则考察了当旁观者支持提议者时,给回应者带来的社会压力对回应者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共包括叁个实验(实验3a、3b与3c)。其中,实验3a和3b从行为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3c则使用fMRI技术从脑反应层面对旁观者压力如何影响回应者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了探讨。最终的结果发现:行为层面,不论是否存在旁观者,不论旁观者的态度如何,面对不公平分配,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都显着低于公平分配;回应者对公平分配的拒绝率接近0,但是对不公平分配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拒绝行为(拒绝率基本都在40%及以上),这些结果表明个体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感知相对稳定,愿意付出代价惩罚提议者,执行公平准则维护行为。相对于旁观者不存在或无旁观者支持条件,当旁观者存在或得到来自旁观者的社会支持时,面对不公平分配,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更低,拒绝率更高,这表明旁观者存在和旁观者支持都会强化个体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敏感性,使个体更愿意做出维护公平准则的拒绝行为。而旁观者压力下,面对不公平分配,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被试都仍旧体验到较高的不公平感,也保持较高水平的拒绝行为。同时,旁观者压力下面对不公平分配,男性回应者的公平感评分下降,行为上更倾向于拒绝;而女性回应者对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评分在有无旁观者压力时无显着差异;在朋友旁观者压力下,女性被试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率下降,这表明女性被试在社会压力下仍旧保持着对公平准则违反行为的敏感性,行为上则表现出了一定的容忍度。fMRI结果发现,面对不公平分配时,前脑岛的激活显着高于公平分配。在旁观者因素提升回应者面对不公平分配的不公平感受的同时,其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回激活显着增加。相对于旁观者不存在或无旁观者支持条件,在旁观者存在和旁观者支持条件下,前脑岛在拒绝(相对于接受)不公平分配的试次中活动增强。而在旁观者压力条件下,面对不公平分配,男性回应者的前脑岛激活以及前脑岛与背侧前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增强,背外侧前额叶则参与了旁观者压力影响男性被试拒绝行为的加工过程。女性回应者扣带回前膝部在不同旁观者压力条件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时的激活差异能够预期其决策行为的变化。本研究从行为及脑两个层面,在UG任务的基础上,系统探究了旁观者因素对个体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最终结果发现旁观者的存在和旁观者态度确实会对人们的不公感及相关决策产生影响,该结果有助于人们对复杂社会情景下不公平相关决策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不公平感论文参考文献

[1].唐珺.人格因素与应激状态下个体不公平感的关系:行为和近红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2].郑丽.旁观者因素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19

[3].卢京洁,余思雨,唐珺,刘思彤,盛卉.压力应对模式对压力下不公平感决策行为的影响[C].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8

[4].肖飒.不公平感对自私行为的影响: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8

[5].张笛.分配不公对不公平感的影响[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8

[6].刘国亮,张汇川.企业对待不公平感的处理优化方案——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心理行为分析与决策[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8

[7].李辉.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响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认知[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7

[8].郑轶洁,徐佳琳,郑丽,李林,杨光.经济状况对不公平感相关决策的影响:基于静息态的fMRI研究[J].磁共振成像.2017

[9].杨帆,佘升翔,陈璟,周劼,谢筱玲.基于不公平感的谣言对转基因风险评价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7

[10].郭秀艳,郑丽,程雪梅,刘映杰,李林.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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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感论文-唐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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