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污染生态足迹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污染氮足迹,灰水足迹,水资源利用,城市化
污染生态足迹论文文献综述
冼超凡,潘雪莲,甄泉,韩宝龙,姜亚琼[1]（2019）在《城市生态系统污染氮足迹与灰水足迹综合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水足迹和氮足迹指标的运用可定量分析人类水资源与氮元素消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联合双足迹指标评价城市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多重负效应的研究尚缺.基于污染氮足迹及灰水足迹理论与内涵,以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深圳市为例,分别对其城市污染氮足迹及灰水足迹进行核算与评价,综合评估城市快速发展导致的氮污染与水污染潜在风险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05—2015年深圳城市污染氮足迹呈波动下降趋势,年均约3万t.水体活性氮流失为主要的城市污染氮足迹来源.同时,深圳城市灰水足迹却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约15亿m~3,生活灰水足迹为城市灰水足迹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城市剩余灰水足迹的主要来源.研究期间,城市污染氮足迹与灰水足迹呈协同变化趋势,但2012年后两者出现"脱耦"情况.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与再生水利用率为影响未来深圳城市灰水足迹增加的主要因素,优先快速提高城市生活污水再生利用率和全面提高城市污水脱氮率,可应对城市发展过程水资源与氮元素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王一雯,谭志海,廖冰,黄遒[2]（2018）在《西安市近几年水污染生态足迹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2009—2015年西安市水污染足迹和水污染环境承载力进行估算与分析,揭示水污染足迹的年际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9—2015年水污染足迹(290.8×10~8~468.4×10~8 m~2)和水污染承载力(10.1×10~8~26.3×10~8 m~2)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8.03%和22.88%,水污染生态足迹处于严重赤字水平.人均水污染生态足迹和人均水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态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8.03%和24.36%,西安GDP污染足迹高于北京和上海43.19%和92.73%.(本文来源于《西安工程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关格格[3]（2017）在《山西省用水生态足迹和污染水生态足迹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水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自然资本,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本,也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伴随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水资源危机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态因子,在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区域表现更为严重。山西是我国严重缺水的典型省份,水资源特点为总量少,地区分布差异较大。随着水资源供求矛盾加剧,地下水过度开采,居民节水意识薄弱,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水污染和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用水安全。因此必须科学规划水资源利用状况,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加大水污染治理,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运用水资源生态足迹,污染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模型,对山西省2005-2015年的水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全方位分析,并结合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项评价指标,综合分析了山西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利用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利用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模型)解析了山西省用水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通过曲线回归预测法拟合了山西省用水生态足迹和污染水生态足迹的预测模型,并对山西省2016-2020年用水状况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15年我国的人均用水生态足迹为0.7371 hm2/人,山西省仅为0.3084hm2/人,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说明山西省用水量远远低于全国用水量;整体上看,山西省总用水生态足迹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农业用水生态足迹所占的份额最多,为59.87%;其次为工业用水生态足迹,占总用水生态足迹的21.75%。(2)2005-2015年山西省平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为0.0358 hm2/人,仅占全国的2.75%,这说明山西省的水资源极度匮乏。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人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达到最大值,为0.0595 hm2/人,最小值出现在2011年,为0.0208hm2/人。在山西11个地级市中,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最大的是晋城市,为0.930 hm2/人,最小的是太原市仅为0.0139 hm2/人,两者相差达66倍之多,说明山西省水资源生态承载力的地区差异较大。(3)山西省多年人均污染水生态足迹整体呈下降趋势,平均值为0.4909 hm2/人,高于其人均用水生态足迹的平均值;2010-2015年山西省污染水消耗一直处于生态赤字状态,污染水生态压力指数都大于1,水资源现有供给量无法满足污水达标排放后自然净化的水资源需求量,这说明污染水生态足迹已经成为导致山西省水资源危机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地区的水资源生态足迹账户的划分应该主要考虑:水质型(污染型)用水账户和结构型(资源型)用水账户,这种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账户划分方法更符合水资源匮乏的实际情况。(4)山西省2005-2015年平均水资源生态赤字为0.274 hm2/人,总体呈上升趋势;水资源生态压力指数远高于临界值1,说明山西省水资源状况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平均水资源负载指数为15.69,属于Ⅰ级,说明全省水资源消耗量大于供给量,威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说明山西省水资源开发潜力小,需要大规模从省外调水才能满足山西省的用水需求。万元GDP产业用水生态足迹值为0.1363 hm2/a,占全国的48.89%,并且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山西省近年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调整产业布局,加大水污染治理和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的科技投入有重要关系。(5)通过迪氏指数分解法研究表明,山西省水资源变化的驱动因子包括经济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人口效应。经济效应、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解值都大于零,对山西省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不利于山西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技术效应的分解值小于零,对山西省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对山西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6)通过曲线回归预测法筛选出山西省水资源生态足迹的最优曲线估计模型为:y=0.114-0.016*(x-2004)+0.004*(x-2004)+0.0000198*(x-2004)3,相关系数R2=0.867;污染水生态足迹的最优曲线估计模型为:y=1902.385-2.373*(x-2009)-8.006*(x-2009)2,相关系数R2=0.988。结果显示,未来五年山西省总用水生态足迹和污染水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本文来源于《山西师范大学》期刊2017-06-15）
张义,程恋婷[4]（2017）在《基于改进模型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水污染生态足迹时空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当前的水污染生态足迹模型存在较大不足:明显低估水污染程度;水资源均衡因子值可靠性不高;水资源产量因子多余;无法区分水环境承载力与水资源承载力。为此,我们对原模型进行了如下改进:从点源和面源角度核算排放到水体的多种污染物;弃用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单独核算水环境承载力。接下来以2008-2013年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进行了计算与分析。计算所需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广西水资源公报、广西统计年鉴、广西环保厅内部资料。核算结果表明:(1)经济区及其各市均为氮污染水生态足迹最大,磷污染水生态足迹次之,有机物污染水生态足迹最小。该地区有机物污染足迹呈下降趋势,2008-2010年最大驱动因子为工业账户,2011-2013年则为城镇生活账户;氮/磷污染足迹总体表现为上升,其最大影响因子来自畜禽养殖账户。各市3种水污染生态足迹大小排序不一致,其变化趋势也各异。(2)经济区水环境承载力先降后升,总体略呈上升趋势;内部非常不平衡,其中,防城港市该值很大,其他3市则较小。(3)基于水环境生态盈亏和水环境生态压力指数,经济区水环境安全度较差;内部差异显着,其中,防城港市很好,钦州市和北海市较差,南宁市很差。最后,提出了改善该地区水环境状况的建议,同时指出了改进模型的优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来源于《河池学院学报》期刊2017年02期）
赵海霞,徐颂军[5]（2015）在《基于污染足迹的区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用生态足迹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区域层面的生态足迹不应全部核算区域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生态足迹,而应核算本区域无法避免的、一定要由本区域生产或由本区域吸纳的生态足迹,即污染足迹.该文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广州市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研究:以广州2010年4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核算目标,按照叁大产业将人口分为叁大组群,分别计算叁大组群的人均污染足迹和人均污染足迹效率,并以广州市平均生态状况为基准分别计算叁大组群的补偿或受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第一、第叁产业因出让污染足迹应分别获得673.79亿元和19 267.28亿元的生态补偿,而第二产业因多占用生态足迹,在生态补偿中应支付2 070.37亿元.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尝试将污染足迹理论引入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足迹理论内涵,而且可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本文来源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5年04期）
李昌峰,章金龙,郭新[6]（2014）在《基于污染足迹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生态风险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环境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了影响。文章探讨了污染足迹的计算方法,计算了太湖流域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污染足迹及其变化,发现污染足迹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与Va R模型相结合构建了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在95%的置信水平下,太湖流域可能的月度污染足迹会在58 975hm2以上。(本文来源于《江苏科技信息》期刊2014年21期）
郭新[7]（2012）在《基于污染足迹的水环境生态风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和环境条件，是促进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生态系统风险评价问题在生态学和风险数学等研究中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而污染足迹作为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风险评价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污染足迹和生态风险之间究竟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呢？本文首先对污染足迹理论进行阐述，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污染足迹理论做了补充和创新，探讨了污染足迹的计算方法；随后，借鉴金融风险管理评价中的VaR模型，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生态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通过对前人污染足迹的相关理论和计算方法的研究，从经济增长、“公地悲剧”和“博弈论”等经济学方面对污染足迹做了全新的阐述，指明污染足迹是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基础；并且初步计算了太湖流域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污染足迹及其变化，对太湖流域的污染足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污染足迹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2）参考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生态风险管理框架，结合生态风险评价的内涵，构建了生态系统风险评价的流程和评估指标。（3）概括了当前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并且对生态风险评价的模糊数学模型和生态风险评价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了分析和创新。（4）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太湖流域的水环境生态风险做了实证研究。该模型预测在一定置信水平下，污染足迹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推导了尾部损失的计算公式拓展了风险评价模型，使其具备了反映突发灾难情况发生时的系统平均损失的能力。根据污染足迹测算的方法采用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太湖流域的水环境生态风险进行了预测，以95%的置信水平为例，模型给出的结论是：有95%的可能太湖流域污染足迹的月增长率不会低于50.988%；或者解释为有5%的可能太湖流域月度污染足迹不会在58975.02公顷以下。(本文来源于《南京财经大学》期刊2012-10-01）
段锦,康慕谊,江源[8]（2012）在《基于淡水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一文中研究指出论文通过增加淡水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对通用的生态足迹模型进行改进,弥补了生态足迹模型中对淡水资源和对生态系统消纳污染物描述的不足,增强了生态足迹模型计测的准确性;同时以实际土地平均生产力法对东江流域涉及地市赣州、梅州、河源、韶关、惠州、广州、东莞和深圳等城市2008年的产量因子进行调整,计算了东江流域涉及8市2008年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①2008年东江流域涉及各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差异较大,意味着各市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资源禀赋大不相同。总的人均生态足迹的空间分布为除惠州和深圳外,有由上游至中下游增加的趋势;除淡水外的可利用人均生态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则呈现由上游至中下游减少的趋势。②生态足迹的空间变化随人均GDP和/或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一结论或许能给流域内外的其他城市就如何减少乃至消除区域生态赤字提供一点启示,指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和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③各市除淡水外的总生态足迹均大于其生态承载力,因而整个流域不同程度地均存在生态赤字,即按照当前状况,这些地区都需要继续从区域以外的地方输入自然产品和资源及能源才能维持正常的发展。(本文来源于《自然资源学报》期刊2012年06期）
闵庆文,焦雯珺,成升魁[9]（2011）在《污染足迹: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一文中研究指出传统生态足迹理论虽然在可持续发展评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其无法全面评估人类活动的根源在于土地功能排他性假设限制了其对利用生态系统非生物生产性产品和服务的人类活动的衡量。为了摆脱传统生态足迹理论的局限性,应当承认土地功能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并以污染足迹为例进行了系统分析。污染足迹,即基于污染物吸纳的生态足迹,是一类典型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它不是对传统生态足迹中能源足迹的简单置换,而是能够囊括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污染物,并可以根据不同的污染物类别或类型进一步细化。污染足迹计算的难点在于必须明确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进而确定进入各种土地类型的污染物量以及各种土地类型的纳污能力,而应用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不同类别或类型污染物污染足迹之间的关系。(本文来源于《资源科学》期刊2011年02期）
洪棉棉,王菲凤[10]（2009）在《酸沉降污染的生态足迹研究——以福建省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生态足迹的基本思想,结合能值分析理论,建立酸沉降污染的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将酸沉降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损失和对环境容量的占用转化为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以直观反映SO2和酸雨对地区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并将建立的模型应用于福建省2006年酸沉降污染生态足迹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福建省酸沉降的生态足迹为8.67×106hm2,占全省总足迹的4.24%,将其生态占用增加到传统生态足迹账户中,能有效改进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中忽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影响的不足,提出的酸沉降污染生态足迹模型的建立方法对其他同类污染物生态占用的估算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与管理》期刊2009年03期）
污染生态足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2009—2015年西安市水污染足迹和水污染环境承载力进行估算与分析,揭示水污染足迹的年际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9—2015年水污染足迹(290.8×10~8~468.4×10~8 m~2)和水污染承载力(10.1×10~8~26.3×10~8 m~2)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8.03%和22.88%,水污染生态足迹处于严重赤字水平.人均水污染生态足迹和人均水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态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8.03%和24.36%,西安GDP污染足迹高于北京和上海43.19%和92.73%.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污染生态足迹论文参考文献
[1].冼超凡,潘雪莲,甄泉,韩宝龙,姜亚琼.城市生态系统污染氮足迹与灰水足迹综合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2019
[2].王一雯,谭志海,廖冰,黄遒.西安市近几年水污染生态足迹分析[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8
[3].关格格.山西省用水生态足迹和污染水生态足迹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7
[4].张义,程恋婷.基于改进模型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水污染生态足迹时空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17
[5].赵海霞,徐颂军.基于污染足迹的区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6].李昌峰,章金龙,郭新.基于污染足迹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生态风险评价[J].江苏科技信息.2014
[7].郭新.基于污染足迹的水环境生态风险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2
[8].段锦,康慕谊,江源.基于淡水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J].自然资源学报.2012
[9].闵庆文,焦雯珺,成升魁.污染足迹: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J].资源科学.2011
[10].洪棉棉,王菲凤.酸沉降污染的生态足迹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