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投入产出核算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玺[1]（2021）在《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转型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流域凭借丰富的资源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以能源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成为了我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区。同时,黄河流域也是我国历史上粮食种植的起源地,逐步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本身比较脆弱,存在水资源严重短缺、水土流失治理难度大等多重问题,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能源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黄河流域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大了黄河流域环境治理难度,而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制约着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推动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实现产业和环境的相协调已迫在眉睫。本文基于产业绿色发展内涵和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现状,首先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环境资源承载力、产业绿色发展潜力五个维度,构建适合于黄河流域的产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通过熵值法测算黄河流域八个省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对产业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最后在分析测度结果和产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黄河流域实现产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以及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的产业本身发展水平较低,加之产业的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相匹配,导致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相对缓慢。（2）2009-2018年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能力稳步提升,但流域内各省区之间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仍存在显着差距。从黄河流域各省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历年综合得分的平均值来看,山东省得分位列八个省区第一,甘肃省得分最低,两省得分差距较大。从各一级指标来看,提高产业绿色发展潜力对提升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效果最为突出,黄河流域第二产业绿色发展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作为未来提升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着力点。（3）从影响因素来看,制约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是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投入不足、水资源的缺乏,且十年间未发生明显变动,说明黄河流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4）黄河流域要通过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保护水资源等路径实现流域内产业的绿色发展,具体来说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增加政府环保投入并确保发挥实效、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区域内部协作。
刘玉萍[2]（2021）在《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高铁快速发展,区域交通可达性显着提升。随着高铁的开通,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从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也促使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演变,这些由高铁引致的变化终将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之后,高质量发展相关议题一直广受关注,近期更是被确定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意味着,民族地区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也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那么,高铁会为发展基础相对较差的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吗?一方面,人们期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铁能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助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追赶”,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忧“高铁一通,人去楼空”,高铁可能引发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甚而对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利。针对以上期待和担忧,本文对“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异质性”展开研究。除绪论和文献综述外,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为:首先,对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民族地区高铁发展的特征,以及高铁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然后,基于2006-2017年民族八省区50个地级城市的样本数据,以劳动、资本和政府投入为投入变量,新发展理念下的“五大”发展理念指标为产出变量,采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民族地区地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并从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对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接着,在高铁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对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及来源,不同维度发展质量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动态性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从发展条件、地理区位和交通状况三个方面,对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对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从公路交通和航空交通的发展看,民族地区现阶段仍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洼地”;民族地区的高铁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高铁发展规划、高铁开通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以及人口密度均可能是高铁设站城市选择的重要依据;高铁开通不仅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居民收入差距改善等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会产生许多非经济影响。（2）2006-2017年,民族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2011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受技术进步下降的影响,而2011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则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共同作用;2006-2017年,民族八省区省际高质量发展呈明显收敛的趋势;从“五大”发展理念看,民族地区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3）从统计分析看,高铁与民族地区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和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正相关性,但二者的相关性因区域、高铁开通时间而异;整体而言,以不同变量测度的高铁发展水平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其对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发展维度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对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从动态性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时滞期约为开通后的前三年。（4）高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财政压力等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异,且经济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占比越高,高铁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越小,而财政压力越大,高铁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越大;不同地理区位的城市,高铁对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相对于省会（区域中心）城市,高铁对非省会（中小）城市的影响更显着,与内陆民族地区相比,高铁对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的积极作用更大;就高质量发展而言,高铁交通也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即高铁网络密度越高,其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越大。从以上研究结论可知,对于前文提到的期待和担忧:首先,如人们所期待,高铁确实对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不必过于担忧,尽管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似乎对发展基础相对较差的城市更“友好”。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为通过高铁助推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助推发展相对较差的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同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在研究视角——探讨高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而非仅仅关注高铁的产出效应,研究对象——主要基于民族地区城市层面数据而非仅仅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及研究方法——采用具有动态可比性优势的Fare-Primont指数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征高质量发展,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等三个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在使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高质量发展时,产出指标选取相对单一,在实证检验之后,也未进一步检验高铁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未来的研究则可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展。
薛丹[3]（2021）在《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空间,其利用效率深刻影响着城市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长久以来就存在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有些城市以“摊大饼”形式向外扩延。2018年底,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5.61万平方公里,约是1981年的7.80倍,城市扩展系数（用地增长率/人口增长率）高达2.17,远远高于国际上1.12的理想系数。中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适宜城市建设的土地少,在可利用土地少的情况下,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水平却更为不集约。另外,东部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其经济、产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及全国产业链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东部地区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环境约束等成本的上升,需要将产业和技术向西北落后地区转移,而这也给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带来了新的压力。对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研究,对于节约集约利用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缩小东西差距,改善西北生态环境,助推西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系统阐述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的规模、结构、效益等城市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GML指数和效率损失模型对西北地区39个城市2004-2018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做出客观的评价。然后,将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特征、时序演化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和时空动态特征。接着,本文建立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厘出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各个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最后,构建Tobi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处在较低水平,2004-2018年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动趋势近似呈“N”型曲线,2018年效率高值向西北地区东南侧聚集,城市群的聚集作用增强。研究期间,省会中心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长幅度最快,资源型城市次之,其他类城市增长幅度最慢。从效率损失模型来看,西北地区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和环境污染的冗余率较高,环境收益的不足率较大,而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足率相对较小。（2）2004-2018年西北地区39个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差异的大小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组间差异很小,组内差异占绝对支配地位,资源型城市的效率水平差异最大,省会中心城市次之,其他类城市最小。核密度函数曲线揭示出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两极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集聚类型先低值聚集,后高值聚集,省会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其他类城市的演进特征有较大的差异。马尔科夫链转移的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2012年之后这一现象减弱,效率水平维持在“低”和“高”类型的概率最大,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向下转移的概率,而跳跃转移的概率较小。（3）西北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较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状态,2018年聚集地区向西北地区东南侧靠拢。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拥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其他类城市次之,而省会中心城市的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4）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人口密度、引进外资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会显着促进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土地城镇化、环境规制水平、工业用地占比和设施用地占比的提高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负面影响,居住用地占比和土地市场化水平对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西北地区的省会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其他类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5）空间计量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显着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人口密度和土地城镇化的回归结果分别从Tobit回归中显着的促进作用和显着的抑制作用变为了均不显着,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6）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一是控制土地供应面积,实现存量建设用地的内部挖潜;二是发挥城市群的聚集作用,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高高”聚集;三是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城市土地所承载的环境污染压力;四是继续推进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五是完善西北地区交通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六是根据各类城市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娄俊婷[4]（2020）在《陕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资源投入的数量与质量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但科技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较低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陕西作为科教文化大省,科技和人才资源富集,优势明显,丰厚的科技资源没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果,造成科技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陕西现象”,成为阻碍陕西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难题。如何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实现科技资源大省经济发展水平的追赶和超越,唯一的实现路径就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让科技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其中关键一环就是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研究陕西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相关理论分析和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现状与问题分析,选择合适的投入产出指标建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首先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分别对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静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与全国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分析准确把握了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其次,使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陕西省2009年至2018年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引起变化的原因。再次,分析政府教育投入力度、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程度、环境治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陕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陕西科技人才累计增长,但存在人才流失的倾向;陕西科技财力资源投入逐年上升,但投入结构有失均衡,资金来源单一,分配不尽合理;高校技术转移和企业成果转化不足;军工资源反哺经济作用不明显;（2）考虑环境约束下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更为科学合理。将陕西省各年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与全国各年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对比,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处于中上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逐步提升,但依旧存在投入冗余,陕西省科技资源投入未能合理利用的情况;（3）政府教育投入力度、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程度与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这三个因素的正向提高能够促进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进步,对外开放程度与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这个相对值并没有显着影响。
康正宁[5]（2020）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文中指出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处在高速建设中。信息化成为这场建设的主角之一,而智慧城市是其高级的表现形式,它是信息化的城市形态,更是新型城市建设的理念,是城市发展的新方式。基础设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从多种途径拉动经济增长。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我国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效率,还为美化城市生态、减少交通拥堵、解决“马路拉链”等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相关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对智慧城市尤其是其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测度和评价能为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者的决策提供依据,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目前,智慧城市的评价方法多针对信息系统项目,并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特定产业部门以及特定项目的效益评估上,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研究和测度的文章较少。本文从研究经济学领域中智慧城市相关文献开始,参考了大量信息系统评价的文献,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导出进一步研究方法。接着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互动对智慧城市带来的影响,引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并研究了智慧城市的内涵,而后界定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从信息化和城市化的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框架进行研究,然后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成功智慧城市试点案例;深入研究了智慧城市基础设建设对经济拉动的机理,理清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的投资顺序,并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影响经济产出的背后机制;然后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对我国智慧城市相关产业部门的投资拉动效应进行了评估,评估了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部门间拉动的增加值和对就业的拉动效力,阐述了对智慧城市分析的启示;最后,综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评估我国70个试点智慧城市的经济效率。现有研究在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效应时,多局限于对总产出的拉动效应,而对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估算是创新的方式。本文基于WIOD非竞争投入产出表,运用里昂惕夫需求拉动模型,从总产出、产出增加值、就业三个维度实证测算了各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试点智慧城市从国家选定并公布、城市开始建设至今共3年有余,从城市视角对智慧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进行静态和动的评价。首先根据2014年数据,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和超效率分析模型估计了我国试点城市中70个地级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率,然后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比较试点城市在加入试点前的2011年和加入试点后2014年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最后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算城市基础设施对产出的系数,并分析各城市经济效率。我国地区投资效率差异明显,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发现试点城市中武汉的效率最高,石家庄、太原、无锡等九个城市经济发展受到源自教育、人口等方面的约束。根据Malmquist模型的分析发现,在2011到2014年间,试点城市Malmquist指数几何平均值为1.021,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且上升幅度高于全国效率提升幅度。我国试点城市效率改善主要源于综合效率改善,综合效率提升又主要源于资源利用效率上升。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了再评估,发现管道等市政设施一方面对产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或资本影响投入产出效率。SFA分析也表明无效率,并非环境噪声等难以控制的因素是我国各试点城市产出低于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应当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从城市视角出发先行规划,按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个性化建设方案。优先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并灵活的采取不同的投资形式。在设计时多考虑产业协同的作用,促进产城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将对未来城市居民生活造成全面影响,智慧城市的规划也牵涉到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本文侧重于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率研究,是我国现阶段的智慧城市的重点问题。未来分析可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长期经济效应,智慧城市上层应用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政治、文化方向扩展。在数据允许前提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使用本文的方法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度。
董文奥[6]（2020）在《基于夜间灯光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变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背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国内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前的重要发展目标。当前中国碳排放研究主要基于能源统计数据,但不同行政尺度统计数据存在不一致性,并且只有国家和省级行政单元具有完整的能源消费数据,市级区域的能源消费数据缺失,导致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市级区域碳排放具体情况。因此,急需利用新的手段实现我国市级区域碳排放的规范性评估,分析不同尺度的碳排放时空变化特征。同时,中国各市级区域发展速度不同,各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各市级区域由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异质性带来了碳排放的差异。因此,不同市级区域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深入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市级区域碳排放水平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对于实现国家的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本文还重点讨论了中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碳排放影响因素,通过分析三大城市群的碳排放水平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为其他中小型城市群低碳发展完成碳减排目标提供借鉴。本文以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能源消费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利用EVI植被指数和稳定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解决夜间灯光的过饱和问题,生成改进型的夜间灯光指数（EANTLI）,分省构建碳排放拟合模型,估算了中国30个省284个市级尺度区域（地级市、副省级市、直辖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20042013年中国省级和市级尺度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变化趋势,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042013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有所波动,呈现先下降再上升后下降的“N”型状态。人均碳排放量上升趋势较为平缓。而碳排放强度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先下降再上升后趋于平缓的状态。（2）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就我国四大经济区而言,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格局,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基本呈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格局,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的下降幅度较大,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小,下降趋势较为平缓。（3）市级区域碳排放特征时空格局变化显着。中国市级尺度的碳排放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2004、2007、2010、2013年碳排放总量年均值分别为576万t、809万t、962万t、1077万t。人均碳排放量也呈上升趋势,其四年人均碳排放量年均值分别为2.12t/人、2.87t/人、3.32t/人、3.70t/人。而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四年碳排放强度年均值分别为1.55t/万元、1.25t/万元、0.92t/万元、0.72t/万元。（4）市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时空变化特征显着。采用GWR模型探究我国市级尺度区域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生成20042013年我国市级区域各影响因素（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碳排放强度）的系数空间分布图。总体而言,三个影响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表现为“碳排放强度>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十年间,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为负效应。就碳排放强度而言,北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受其影响较大,南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受其影响较小。20042012年人均GDP对人均碳排放影响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及周边区域,但在2013年影响程度较强的区域转移到东部沿海区域及部分东北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人均碳排放影响较大的区域同样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就三大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均碳排放受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人均碳排放量受人均GDP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不同于其他两个影响因素,三大城市群人均碳排放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负效应,其影响程度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格局。
李平[7]（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韩振[8]（2020）在《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畜禽产品消费需求逐年增加的同时,畜禽养殖量增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部分地区的畜禽粪便难以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利用,已成为当今最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畜禽养殖污染已严重威胁农产品的正常贸易、地区生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道路。忽略环境问题,过于强调产值的畜牧业发展已使政府和居民损失了难以估计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环境问题、资源稀缺决定了各个国家的畜牧业不可能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无限扩张,而应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方向。现有的研究均未考虑空间相关性,一般假定所有决策单元处于同一生产前沿面,由此所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本研究基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新兴空间经济学理论和生产效率测度理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etafrontier-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析方法,在分析畜牧业产排污系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地区2001-2017年的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以期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畜牧业快速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2001-2017年全国的畜禽养殖污染强度指数均值呈现直线上涨趋势。2001-2017年全国的畜禽养殖污染强度指数均值为0.73,说明畜牧业排放的养殖污染远远超过环境的吸纳承载能力范围。2001年畜禽养殖污染强度指数均值最小,为0.55;2017年畜禽养殖污染强度指数均值最大,为0.85。可见,畜牧业超负荷的快速发展虽然满足了人类的膳食需求,但是也给环境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2）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略高于传统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初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促进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对环境技术效率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期望产出、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投入、劳动投入和非期望产出。从生产过程看,固定资产投资冗余率在投入变量中冗余值最高,这说明目前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过高,应控制固定资产投入。（3）无论是基于共同前沿还是群组前沿,六大区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均值都大于1;综合来看,中国畜牧业开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群组技术追赶空间较小。总体来说,中国的畜牧业发展水平较高,与共同前沿相比,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4）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草原受灾面积、饲料资源潜力、规模化均抑制了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对于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来说,并没有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环境治理投资、粪污循环处理的举措都有利于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需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高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使环境规制能持续不断发挥“波特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从激励生产技术创新、促进绿色技术转化、重视畜牧业人才培养、构建畜牧业智库体系、加强畜牧业污染源监测、完善地方环境法规体系等方面引导畜牧业市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肖虹[9]（2020）在《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党和国家持续加大投资支持力度,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安排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文化产业政策激励下,一些地方和行业也出现了“跟风投资”、“投资潮涌”现象,造成产业投资的非效率投资问题逐渐凸显。本文以我国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优化文化产业投资效率为切入点,立足我国文化产业的“强政策干预”背景,研究产业政策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有效的从政策层面破解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难度提供参考。全文重点内容包括四个部分。首先,评价文化产业省级层面及内部各行业投资效率。通过梳理我国文化产业基本特征及投资模式和文化产业政策内容,并重点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效率进行测算,并以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总收入为产出指标,以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文化项目支出为投入指标,为本文研究搭建现实背景,运用DEA模型对各省级层面文化产业投资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同时,构建SFA模型,对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及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五大类文化核心领域产业的非效率投资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其次,构建文化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理论框架。系统阐述文化产业政策通过发放政府补助,改变行业竞争度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如何影响文化产业投资水平及投资效率的内在机理,形成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文化产业政策影响文化企业投资水平、影响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机制等维度提出一系列理论假说。再次,实证检验文化产业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具体影响。第一阶段,按照一定的规则,选取Wind数据库中152家国内上市公司、7902条财务数据记录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在合理确定相关指标变量的基础上,构建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混合模型,检验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文化产业投资水平和非效率投资带来的影响。第二阶段,引入DID双重差分、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等模型,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政府补助在文化产业政策与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能否显着发挥中介作用,行业竞争度能否调节产业政策与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企业跟随产业政策投资的行为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最后,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纳,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完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文化产业投资效率整体较低,省域间与行业间差异明显。总体上,我国文化产业存在较严重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分省域看,各省文化产业的文化事业经费以及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等方面都实现了技术有效性,但规模效率多数不甚理想,文化产业投资效率横向对比差距大,纵向年与年之间很不稳定。分行业看,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核心领域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较严重,行业间差距差异明显,其中,文化传播渠道行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最为突出,内容创作生产行业则相对缓和。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在投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投入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等利用率不高,投资运营管理有待改进。（2）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的投资力度存在激励效应。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能够为文化企业投资提供丰厚条件,显着促进文化企业投资水平提升。同时,根据政策出台层面和文化市场主体的不同,这种激励效应也会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具体地,中央国家层面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在总体促进效应和边际促进效应方面都要明显强于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政策对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水平的促进效应,要明显强于国有文化企业。说明民营文化企业的投资行为受文化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央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影响大,投资跟风赶潮现象较普遍。（3）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的投资效率存在抑制效应。按照政策出台层面和文化市场主体的不同,中央国家层面出台的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对民营文化企业的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比对国有文化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显着;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产业政策与中央国家层面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但影响强度相对较弱。说明在产业政策引导下,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潮涌现象与非效率投资问题并存,不利于资源集约高效利用。（4）政府补助水平越高,产业政策抑制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越强。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中往往包含发放政府补助的内容。在DID模型中引入政府补助交互项后发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政府补助会显着改变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程度,具体表现为政府补助水平越高,文化产业政策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严重,即政府补助对文化企业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在文化产业政策和非效率投资存在桥梁的作用,即中央和地方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时,都倾向于发放政府补助,而政府补助又会引发民营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从而增强了DID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可见,改善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效率的政策路径之一是合理确定政府补助水平。（5）行业内竞争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政策抑制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越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在DID模型中引入行业竞争度交互项后发现,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产业政策造成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就越强,即行业竞争度会显着影响文化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越明显。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行业竞争度能够显着调节产业政策与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所处具体行业的竞争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政策就会越倾向于直接发放政府补助,而政府补助对民营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程度就越严重。这说明在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时,可以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适度降低文化产业内部竞争程度,进而提升文化企业投资效率。（6）国有和民营文化企业的投资效率都一定程度上受跟随支持性文化产业政策投资的压制。中央或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出台后,采取跟随产业政策投资行为的文化企业,相比那些未进行跟随投资的企业,其非效率投资程度会明显增加,且这种影响在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中均显着存在。反映出文化企业受产业政策引导而产生的“跟风投资”现象,会进一步加剧非效率投资问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提高文化项目投资等方面的投入,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二是优化投资环境,放松政府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更加自由的竞争机制,增强文化产业与新兴产业跨界融合。三是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减少非必要政府补助,适度提高行业集中度,弱化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差别化待遇,并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定期评估与偏差修正。四是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应契合当地实际,突出特色,更加细化深化,更具针对性。
王锋[10]（2020）在《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入。在关注取得的宏观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经历这段伟大历程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微观镜像。基于这点思考,本研究将目光投向在家乡宁夏石嘴山市开发建设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石炭井矿务局,希望通过描摹援建宁夏贺兰山煤炭基地的第一代工业移民的生活史图景,唤醒他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并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进而思考单位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主旨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在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过程中对于单位制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怎样的记忆,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移民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适应过程?第二,他们的个体身份及身份认同在单位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随着单位制度的消解,曾经的共同体生活发生变化,这些曾经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单位人”他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又如何,而社区能否让他们获得一种新的共同体式的生活?通过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在新中国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相应地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在1958年开始的创业年代,他们更多的回忆是建矿初始的艰苦条件和将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的自豪,体现出作为“单位人”和工人阶级高度的认同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个体的经历与时代伤痕相关联,回忆本身体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反思。虽然伴随着伤痛,但革命话语下“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身份仍然让他们有着高度自我认同;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石炭井矿务局一度处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单位制度也形成全面的“福利堡垒”,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单位人”的认同感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国企改制,单位制呈现出由“共同体”向“原子化”转变的倾向,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也从“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在经历了集体的迷茫后,他们希望重新建立自身新的身份认同。作为“单位人”的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从全能的单位中走出,走向分化,原子化趋势逐步增强。社区试图重建“共同体”,但存在着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社区共同体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的阶段。我们需要总结单位制度的有益功能,在网格化社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体。
二、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投入产出核算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投入产出核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转型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绿色发展 |
| 1.2.2 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1.2.3 产业绿色发展路径 |
| 1.2.4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产业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基本内涵 |
| 2.1 产业绿色发展基础理论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产业发展理论 |
| 2.1.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1.4 产业布局理论 |
| 2.2 产业绿色发展的内涵 |
| 第三章 黄河流域产业现状和生态环境问题 |
| 3.1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情况 |
| 3.1.2 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及发展趋势 |
| 3.1.3 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变化情况分析 |
| 3.2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4.1.1 指标选取的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3 数据来源 |
| 4.2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及结果分析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的因子贡献度分析 |
| 4.3.2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准则层障碍度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转型路径和对策建议 |
| 5.1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转型路径 |
| 5.2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对策建议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2）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铁快速发展 |
| 1.1.2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价值 |
| 1.3 研究结构与框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高铁的影响 |
| 2.1.1 高铁对交通可达性的影响 |
| 2.1.2 高铁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1.3 高铁对产出的影响 |
| 2.1.4 高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 2.2 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2.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2.2.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
| 2.2.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
| 2.3 交通基础设施与民族地区发展 |
| 2.4 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及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 2.4.1 当前研究的局限性 |
| 2.4.2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3章 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及其在发展中的作用 |
| 3.1 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3.2 民族地区的高铁发展 |
| 3.2.1 民族地区高铁发展阶段的省际差异 |
| 3.2.2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规模的省际差异 |
| 3.2.3 民族地区高铁设站城市的选择性 |
| 3.2.4 民族地区未来高铁的发展 |
| 3.3 高铁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
| 3.3.1 高铁的直接效应 |
| 3.3.2 高铁的间接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 |
| 4.1 高质量发展测度方法的选择 |
| 4.2 基于Fare-Primont指数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测度 |
| 4.2.1 Fare-Primont指数测度方法 |
| 4.2.2 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
| 4.2.3 样本城市分布 |
| 4.3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变化及来源 |
| 4.3.1 TFP及其分解指数的变化 |
| 4.3.2 TFP与“五大”发展理念指标的相关性 |
| 4.4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 |
| 4.4.1 TFP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 |
| 4.4.2 TFP及其分解指数的城市差异及变化 |
| 4.4.3 “五大”发展理念指标的城市差异及其变化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高铁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相关性的统计分析 |
| 5.1.1 高铁与民族地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
| 5.1.2 高铁与民族地区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发展 |
| 5.2 实证框架、识别策略与变量选择 |
| 5.2.1 实证框架 |
| 5.2.2 识别策略 |
| 5.2.3 变量选择 |
| 5.3 高铁对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 |
| 5.3.1 高铁开通及规模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5.3.2 高铁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来源 |
| 5.4 高铁对不同维度发展质量的影响 |
| 5.5 高铁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性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 |
| 6.1 高铁对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影响的表现 |
| 6.2 高铁对不同发展特征城市影响的异质性 |
| 6.2.1 经济规模的异质性 |
| 6.2.2 产业结构的异质性 |
| 6.2.3 财政状况的异质性 |
| 6.3 高铁对不同地理区位城市影响的异质性 |
| 6.3.1 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比较 |
| 6.3.2 内陆和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的比较 |
| 6.4 高铁对不同交通状况城市影响的异质性 |
| 6.4.1 公路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
| 6.4.2 高铁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不足之处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奖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3）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市土地 |
| 2.1.2 城市土地利用 |
| 2.1.3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的文献综述 |
| 2.2.2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的文献综述 |
| 2.2.3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4 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的文献综述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主要理论基础 |
| 2.3.1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3.2 区位理论 |
| 2.3.3 效率理论 |
| 2.3.4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
| 2.3.5 地租理论 |
| 2.3.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3.1 区域的界定与划分 |
| 3.1.1 研究范围 |
| 3.1.2 城市的分类 |
| 3.2 中国西北地区的区域特征 |
| 3.2.1 土地面积广阔,但可利用土地偏少 |
| 3.2.2 自然资源富集,但生态系统脆弱 |
| 3.2.3 人文历史悠久,但经济发展落后 |
| 3.2.4 城市规模数量有限,基础设施欠账较多 |
| 3.3 西北地区所涉及的国家级战略 |
| 3.3.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3.3.2 “一带一路”倡议 |
| 3.3.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 |
| 3.4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4.1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规模分析 |
| 4.1.1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分析 |
| 4.1.2 中国西北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分析 |
| 4.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
| 4.2.1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分类标准 |
| 4.2.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
| 4.3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的产出效益及环境污染 |
| 4.3.1 经济效益分析 |
| 4.3.2 社会效益分析 |
| 4.3.3 工业污染物排放分析 |
| 4.4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算 |
| 5.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理论分析 |
| 5.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指标选取与说明 |
| 5.3 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
| 5.4 GML指数及其分解 |
| 5.5 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差异特征分析方法 |
| 6.1.2 演进特征分析方法 |
| 6.1.3 空间相关分析方法 |
| 6.1.4 时空动态分析方法 |
| 6.2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特征分析 |
| 6.3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 6.3.1 核密度函数估计结果 |
| 6.3.2 马尔科夫链转移结果 |
| 6.4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相关特征分析 |
| 6.4.1 全局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
| 6.4.2 局部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
| 6.5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分析 |
| 6.5.1 LISA时间路径分析 |
| 6.5.2 LISA时空跃迁分析 |
| 6.6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1 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1.1 作用机制的综合分析框架 |
| 7.1.2 具体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 7.2 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7.2.1 基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2.2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3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陕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资源的内涵 |
| 2.1.2 科技资源配置的内涵及内容 |
| 2.1.3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
| 2.2.2 梯度推移理论 |
| 2.2.3 资源稀缺理论 |
| 2.2.4 投入产出理论 |
| 3 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陕西省科技资源投入现状 |
| 3.1.1 科技财力资源投入累计增长 |
| 3.1.2 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涨幅较缓 |
| 3.1.3 科技物力资源投入增速下降 |
| 3.1.4 科技信息资源投入持续增长 |
| 3.2 陕西省科技资源产出现状 |
| 3.2.1 科技知识产出稳定增长 |
| 3.2.2 科技经济产出总体偏低 |
| 3.3 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
| 3.3.1 科技人力资源流失较为严重 |
| 3.3.2 科技财力资源投入有失均衡 |
| 3.3.3 高校技术转移和企业成果转化不足 |
| 3.3.4 军工资源反哺经济作用不明显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SBM模型的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
| 4.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选取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超效率SBM模型构建 |
| 4.2.2 Malmquist指数法模型的建立 |
| 4.3 效率评价结果分析 |
| 4.3.1 效率静态评价 |
| 4.3.2 效率动态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5 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陕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 |
| 5.1.1 政府教育投入力度 |
| 5.1.2 产业结构调整 |
| 5.1.3 对外开放程度 |
| 5.1.4 环境治理程度 |
| 5.1.5 经济发展水平 |
| 5.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3 研究假设 |
| 5.4 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提升陕西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政产学研集成的科技资源战略联盟 |
| 6.1.1 构建以科技项目为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体系 |
| 6.1.2 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 |
| 6.1.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6.2 健全军民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和管理体制 |
| 6.2.1 建设军民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信息平台 |
| 6.2.2 创新军工科技资源管理体制 |
| 6.3 优化科研人才队伍配置 |
| 6.3.1 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 |
| 6.3.2 加大对知识型人才培养和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进 |
| 6.3.3 构建有利于科研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 |
| 6.4 丰富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 |
| 6.4.1 优化科研经费投入配置结构 |
| 6.4.2 拓宽科研经费多元化投入渠道 |
| 6.4.3 强化科研经费的监管 |
| 6.5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环境 |
| 6.5.1 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
| 6.5.2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5.3 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
| 7.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参考数据 |
| 附件2: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从智慧城市的研究对象方面 |
| 二、从智慧城市的评价形式方面 |
| 三、从智慧城市实践的指导方面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评价相关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理论 |
| 一、宏观经济理论 |
|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
| 三、公共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投入产出理论模型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第三章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模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
|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 |
| 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界定 |
| 三、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分析 |
| 一、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领域影响 |
| 二、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社会领域影响 |
| 三、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经济领域影响 |
| 四、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小结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模式 |
| 一、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化模式 |
| 一、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五节 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分析 |
| 一、国外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二、国内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机理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投资顺序的研究 |
| 第二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研究 |
| 一、公共设施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研究 |
| 二、智慧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效应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智慧城市相关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及对智慧城市的启示 |
| 第一节 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
| 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三、封闭经济下的拉动效应 |
| 四、非竞争投入产出框架 |
| 第二节 我国各智慧城市相关行业投入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 |
| 一、各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测算 |
| 二、各部门总产品的完全拉动系数测算 |
| 三、各部门增加值拉动系数测算 |
| 四、各部门就业拉动系数测算 |
| 五、智慧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投资拉动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DEA和 SFA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 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DEA模型 |
| 一、静态效率比较——三阶段DEA 模型和超效率DEA 模型 |
| 二、动态效率比较——Malmquist指数模型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SFA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 |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基于夜间灯光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经济高速增长下节能减排形势紧迫 |
| 1.1.2 市级尺度及以下区域碳排放研究尚存争议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组织结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的组织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区域碳排放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 夜间灯光数据应用研究 |
| 2.2 夜间灯光数据去饱和研究 |
| 2.3 区域碳排放核算研究 |
| 2.4 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数据来源与夜间灯光数据碳排放核算模型 |
| 3.1 数据来源 |
| 3.1.1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 |
| 3.1.2 EVI植被指数 |
| 3.1.3 能源消费统计数据 |
| 3.1.4 碳排放影响因素数据 |
| 3.2 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 |
| 3.2.1 夜间灯光去饱和模型 |
| 3.2.2 碳排放核算模型 |
| 第4章 我国碳排放多尺度空间格局分析 |
| 4.1 全国碳排放特征分析 |
| 4.1.1 全国碳排放总量 |
| 4.1.2 全国人均碳排放量 |
| 4.1.3 全国碳排放强度 |
| 4.2 省级碳排放特征分析 |
| 4.2.1 省级碳排放总量 |
| 4.2.2 省级人均碳排放量 |
| 4.2.3 省级碳排放强度 |
| 4.3 市级碳排放特征分析 |
| 4.3.1 市级碳排放总量 |
| 4.3.2 市级人均碳排放量 |
| 4.3.3 市级碳排放强度 |
| 第5章 我国市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选取和模型构建 |
| 5.1.1 影响因素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
| 5.2.1 碳排放强度回归系数 |
| 5.2.2 人均GDP回归系数 |
| 5.2.3 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系数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限制开发区 |
| 2.1.2 绿色发展 |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1 Tobit模型 |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 |
| 4.3.4 测算结果 |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污染 |
| 2.1.2 环境非期望产出 |
| 2.1.3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
| 2.2.2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新兴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2.4 生产效率测度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2.3.2 国内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2.3.3 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畜禽粪污排放情况分析 |
| 3.1 畜禽粪污环境污染现状 |
| 3.1.1 畜禽粪污排放情况 |
| 3.1.2 畜牧业养殖面临环境约束 |
| 3.1.3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
| 3.2 畜禽产排污核算方法 |
| 3.2.1 畜禽产污核算方法 |
| 3.2.2 畜禽排污核算方法 |
| 3.3 畜禽养殖污染强度指数分析 |
| 3.3.1 总体特征分析 |
| 3.3.2 区域差异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4.1 环境污染在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的处理方法 |
| 4.2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 |
| 4.2.1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4.2.2 基于SBM的 Metafrontier-Malmquist模型 |
| 4.3 指标选取 |
| 4.3.1 投入变量 |
| 4.3.2 产出变量 |
| 4.3.3 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 |
| 4.4 畜牧业环境技术效率分析: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
| 4.4.1 畜牧业环境技术效率总体特征分析 |
| 4.4.2 畜牧业环境技术效率省域差异分析 |
| 4.4.3 畜牧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方向 |
| 4.5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etafrontier-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 4.5.1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特征分析 |
| 4.5.2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省域差异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
| 5.1 分析方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
| 5.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1.2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
| 5.2 指标选取 |
| 5.2.1 变量和数据 |
| 5.2.2 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
| 5.3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空间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与选择 |
| 5.4.2 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安排与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2.1.1 国外关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2.1.2 国内关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2.2 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
| 2.2.1 国外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
| 2.2.2 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
| 2.3 关于产业政策影响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
| 2.4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第3章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投资效率评价 |
| 3.1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投资模式的特征 |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 |
| 3.1.2 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模式的特点 |
| 3.2 我国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 |
| 3.2.1 我国文化企业治理目标的特殊性 |
| 3.2.2 我国文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特殊性 |
| 3.3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梳理 |
| 3.4 我国各省份文化产业投资效率评价 |
| 3.4.1 投资效率测量的DEA法 |
| 3.4.2 对各省份文化产业投资效率的测量 |
| 3.5 我国文化产业内各行业投资效率评价 |
| 3.5.1 投资效率测量的SFA法 |
| 3.5.2 我国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非效率投资情况 |
| 第4章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4.1 理论逻辑分析 |
| 4.1.1 产业政策影响文化产业投资水平及效率 |
| 4.1.2 政府补助对文化产业投资水平及效率的影响 |
| 4.1.3 行业竞争度对文化产业投资水平及效率的影响 |
| 4.2 研究假说 |
| 4.2.1 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 |
| 4.2.2 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4.2.3 文化产业政策影响投资效率的机制 |
| 4.2.4 跟随文化产业政策投资对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第5章 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模型 |
| 5.2 样本构成与数据来源 |
| 5.3 变量选取 |
| 5.3.1 支持性产业政策 |
| 5.3.2 跟随产业政策投资 |
| 5.3.3 投资水平 |
| 5.3.4 投资效率 |
| 5.3.5 微观机制 |
| 5.3.6 控制变量 |
| 5.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检验与经验结果分析 |
| 5.5.1 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投资水平 |
| 5.5.2 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 |
| 5.5.3 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机制 |
| 5.5.4 跟随文化产业政策投资与文化产业投资效率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内生性问题检验 |
| 5.6.2 改变投资效率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5.6.3 改变行业竞争强度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5.6.4 改变跟随产业政策投资衡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我国各省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情况 |
| 6.1.2 我国文化产业各行业非效率投资情况 |
| 6.1.3 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6.2 政策建议 |
| 第7章 结束语 |
| 7.1 研究不足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重难点 |
| 1.理论价值 |
| 2.现实意义 |
| 3.研究重难点 |
| (三)概念界定及相关综述 |
| 1.单位制度相关综述 |
| 2.移民问题相关综述 |
| 3.身份认同相关综述 |
| 4.石炭井地区简介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框架 |
| 3.研究方法 |
| 一、石炭井矿务局历史沿革 |
| (一)单位社区石炭井矿务局的建立与发展 |
| 1.石炭井矿务局的建立与发展 |
| 2.石炭井矿务局所辖主要生产单位 |
| 3.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人员构成 |
| (二)体制改革下的矿务局单位变迁(1960——2000) |
| 1.石炭井矿务局的体制变迁 |
| 2.石炭井矿务局单位社区变迁 |
| 二、单位制创立发展的集体记忆 |
| (一)创业年代的时代背景 |
| (二)创业年代“单位人”记忆 |
| 1.艰苦创业的身体记忆 |
| 2.封闭亲密的集体记忆 |
| 3.平等光荣的生命记忆 |
| 4.从“移民”到“扎根”的身份记忆 |
| (三)“特殊时代”的集体反思 |
| 1.生产的延续 |
| 2.政治的强化 |
| 3.个体的时代伤痕 |
| (四)改革初期的鼎盛时代 |
| 1.鼎盛时期的官方叙事 |
| 2.单位人口中“最好的年代” |
| 三、石炭井矿务局的分立改制 |
| (一)分立改制的背景和措施 |
| 1.分立改制的背景 |
| 2.分立改制的措施 |
| (二)分立改制后的石炭井矿务局 |
| 1.改制后的“单位人” |
| 2.“单位共同体”的终结 |
| 3.煤城的暮年记忆 |
| 四、单位制发展变迁的认同与适应 |
| (一)第一代石炭井工业移民身份认同 |
| 1.“强化”历史:“开拓者”的身份认同 |
| 2.逃离边缘:家属工的日常实践 |
| 3.“身份”重置:第一代工业移民及其后代生活轨迹 |
| (二)集体记忆与认同架构 |
| 1.身份认同共同体的架构 |
| 2.时代与制度的共同强化 |
| 3.共同体的破碎与重构 |
| (三)石炭井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 |
| 1.移民文化适应的内容 |
| 2.汉族移民与回族文化交往 |
| 结语 |
| (一)重新认识单位体制 |
| (二)构建新单位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投入产出核算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转型路径研究[D]. 李玺. 山西大学, 2021
- [2]高铁对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刘玉萍.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3]中国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薛丹. 兰州大学, 2021(09)
- [4]陕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提升研究[D]. 娄俊婷.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D]. 康正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基于夜间灯光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D]. 董文奥.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1)
- [7]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8]中国畜牧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韩振.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9]产业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D]. 肖虹.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10]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D]. 王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