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六届亚洲性科学学会会议在神户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岩[1]（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杨阳[2]（2020）在《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公平作为衡量社会文明和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偏见一直是个国际性问题,在高等教育30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女子高等教育不过区区的100多年而已。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儒教圈国家,其女子高等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本论文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图表法、案例法和因素分析法,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等资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进行研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发起挑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平等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基于什么样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如何落实性别平等的?第三,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都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第四,影响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本论文以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横轴,以作者所支持的历史分期为纵轴建立分析框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及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战后70余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论文重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清晰地从教育对社会整体及女性学生个体两方面明确各阶段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功能,并结合结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反观社会现实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功能的制约,分析了日本社会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和现实中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分裂、矛盾和冲突以及逐步解决这种表里不一问题的策略,对于儒教圈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具有参考价值。通过综合探究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内,长期存在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促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一方面也加固了既有的性别价值秩序。纵观战后70余年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史,可以发现,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学历女性群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处境。但随着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分为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及意义、研究方法及视角、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五部分,在细致梳理问题意识、总结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本论文的问题意识、研究构想、分期结构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第二章,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分为女性主义理论、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三节,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理论流派、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女性主义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表明女性主义作为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针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式的论述分析。其中,第三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集中分析论述战后初期到196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四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集中分析论述196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五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集中分析论述1990年代中期至今的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为方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对比,依照本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时代背景和对女性的价值期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及变化、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四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性别平等观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内在机制。第六章,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根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得出的关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阶段性发展的结论,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戎卿文[3]（2020）在《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文中认为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自1950年代由布兰迪（Cesare Brandi）引介入建筑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始终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预防性保护理论自2009年左右引介入中国学界,历经十年的发展与实践,目前在政策制定、科研和工程实践层面逐渐成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然而,国内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显着,包括:对预防性保护概念的片面化、碎片化认识,重技术、轻理念,重硬件、轻软件,重单体、轻区域,更有因时髦而冠“预防性”之名者。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文化遗产政策和基础科研投入面临着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把握其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方向,藉此建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界的重要任务。本文第1章首先系统整理和深入阐述了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历程,基本廓清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揭示出相关话语体系与国际实践网络的生成过程。第2、3章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研究评述的解读,结合在欧洲相关国家与学术组织的实地调研与观摩,发现并提炼了1950年代以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2条主要原生路径:1.以科学归纳、区域巡检与整体规划为特征的规划式保护;2.以高频度巡检与反馈行动为特征的预防性维护。本文考证发现,前者主要以意大利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反映了意大利城市、建筑遗产思想的整体观;后者则主要以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深层动因来自荷兰的社区联结运作模式和文化传统。1990年代以来,预防性保护与当代保护理论语境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趋势,更显着地呈现出其科学面向和工具理性的特点。在第4章,笔者洞悉到近三十年来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重构,其背后的趋势在于原生路径的交融与整合,以及对建筑保护运动在现当代发展的回应。本文提出并建构了P-MMI模式（P规划式—M监测、M日常维护、I巡检）,对欧洲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评价,有效提炼出其发展路径与趋势;通过该模式观察到,1970年代的两条原生路径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交融,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综合性项目模式,包括:“风险地图”模式、“文化区”模式等,对中国形成了启发。面向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新时期,本文第5章回顾指出,预防性保护引介入中国十年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推广,但由于理念新颖、科技色彩浓厚,且与国内偏重硬件投入的科研运作模式相契合,预防性保护在重点建筑的监测领域有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的预防性保护以对重点建筑的“科学保护”和预防监测见长,但忽视了区域面上的计划性预防,因此虽然在一些局部已具有“预防性”,但在宏观层面仍然是一种“应激性”保护;第5章后半部分进而以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现行机制为基础,吸收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规律与进展,根据P-MMI模式,初步建构了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第6章以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结语总结了本文提出并建构的当前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路径:加强整体观,参照P-MMI模式,发展区域规划式预防性体系,保持硬件监测的优势,推动软件建设,强化巡检与日常维护行动,促使目前的“科技——应激——预防”模式向“科技——计划——预防”模式转化。本文成果既响应了国家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也为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姚科敏[4]（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潘玉[5]（2019）在《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转基因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转基因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对转基因的争论从未终止,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相对于其他公共议题的知识构建,科学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科学议题造成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媒介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传达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造成科学认知的混乱;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的局限,很难直接对某一科学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而,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科学认知与理解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介场域的影响,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中承担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通过对转基因这一科学争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帮助社会各方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内涵,参与科学决策,从而缓解当前日趋矛盾的科学争议。媒体通过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沟通提供知识对话空间与传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规避转基因所引发的科学风险,从而减缓社会公共危机。同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反映出科学议题的知识表征特征、实践规律与协商机制的转向,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完善与扩展科学知识传播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研究较全面地论述了媒介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搭建了媒介建构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体现了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关照,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围绕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话题,就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语境及其要素研究、“不确定性”呈现内容研究、“不确定性”沟通意义研究、“不确定性”管理研究逻辑,探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知识实践、知识争论与知识共享。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考察。“不确定”语境有哪些要素?呈现出怎样的语境特征?第二,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变迁与知识实践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语境特征,从历时性维度,研究选择中美媒体关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为研究文本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境下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注意周期”与空间互动特征;从共时性维度,研究就议题内容、消息来源、话语立场与知识属性四个方面考察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过程。第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研究。依据反思冲突、化解冲突、超越冲突的研究逻辑,探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围绕科学争议的“不确定性”展开知识的协商与对话?媒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哪些话语修辞策略?科学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知识对话与共识?第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探究。如何反思风险社会的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怎样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反思科学知识传播的理念与模式有何启示?研究试图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讨,考察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实践,并基于更宏观地社会语境,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以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8年期间的媒体报道本文进行话语分析、对比分析与个案探究。通过阐释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建构特征反映科学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并在科学话语的互动协商中将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日常化的、已被社会接受的“公共知识”,进而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与“不确定性”管理过程中。因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科学的对话与理解,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加强科学知识理解,搭建基于科学议题的“知识联盟”可实现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传播的知识共享与理解,探索和推动多样化社会讨论与科学对话方式的形成,以消除知识间的差异与不对等,管理争议性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而助力科学决策的制定与完善。
周朝晖[6]（2019）在《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文中认为一百多年前,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成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便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美术院校,日后名闻遐迩的上海美专。多年以来,对于这所学校进行研究的学术专着和论文车载斗量,但是苦于文献方面的缺失,目前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有关这所学校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整体性的研究。近年以来,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尤其是散失在民间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收集、整理,相关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翔实、充分的数据的支撑下。由于文献资料动态化的特点,以及相关领域整体性研究的缺位,上海美专在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虽已得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的认同,然而建立在最新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有其必要性。在这几年来的专业理论学习中,一个关于研究方向的核心问题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才率和创造力是如何形成的?围绕这个问题寻求答案,须从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成就等信息梳理入手,深入分析达到这一高“产值”的内在逻辑。本文正论部分可以概括为“一纵三横再收官”的结构。第一章对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进行了纵向的、学术史方面的梳理。根据美专四十年办学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结合几次对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西洋画教学史分为“探索期”“酝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文章的主体部分是第二、第三、第四三章,分别就教学中最为关键的课程设置、师资团队建设、学术研究三个并列的板块,结合第一章的历史分野,依据大量重要历史文献,对美专在这些关键教学环节上的做法进行深入的挖掘,并分析其举措的得失和对整个教学体系的影响。关键的第五章,经过前四章“一纵三横”的叙述和分析,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将一个具有四十年办学历史,影响巨大的学校,进行完整的数据整理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还存在着严重的文献佚失情况。故本文采取了将覆盖面和典型案例结合的方法,就“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两个层面,对学校的办学成绩进行了总结。至于取得这些成果的内在原因,则是文章研究的难点和要点,经过前文对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术研究等重要环节的梳理,一条隐藏于办学过程中的,体现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特点的逻辑链条已隐约可见,那便是以“宽容”“开放”和“创新”为其主要特色的“海派”办学风格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学科教学环境,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是办学者通过“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有意营造的多种学术观点,多种艺术风格的碰撞和对抗,激活了学校思辨、创新的空气和土壤,并由此为西洋画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本章的最后还对西洋画教学及其所引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形式分析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和较高的需求。得益于导师数十年的积累,加上所在教学团队长期在本领域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资源,使本人能够及时获得文献资料新发现的信息,让课题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史料支撑。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多年的艺术教育工作中,笔者有幸结识了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朱瑚教授,朱教授虽已年过九旬,但记忆力过人。他为本文做的口述历史,不仅提供了部分关键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本人对问题点的思考。文章最后对核心问题点所作出的结论,即海派宽容开放的思想,激活了创新的学术氛围,最终对学科发展形成了推力,是在前文所做的大量研究、推论的前提下自然形成的结果。
苏王飞[7]（2018）在《《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文中认为中国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武术的报道也不尽相同。因此,对武术报道的历时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中,报纸的武术报道现场表现力不如电视,速度快不过网络,但也拥有自身独特的报道优势和特色,报纸内容繁多丰富,选择性和针对性较强,能将武术报道做深、做全、做透,有利于受众深度了解武术事件本身。在众多大众媒体中,根据办报历史、综合全面、权威主流的筛查标准。《中国体育报》（原名为《体育报》）作为我国第一份专业体育类报纸,也是第一份体育类党报。它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无论从体育界还是报纸业或是体育的大众传播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中国体育报纸发展的所有阶段,能够提供完整详实的文本资料,并具有代表性,而且其内容安排除了在竞技体育新闻报道上大做文章之外,更重视体育报纸的宣传功能,传统体育也被囊括其中,而武术报道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本文选择《中国体育报》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对武术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本文选定1958年至2017年作为研究时间区域。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中国体育报》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我国武术的发展情况,对《中国体育报》创刊60年武术报道的发展历程以及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1958-1966年）;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1973-1987年）;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1988-2007年）;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2008-2017年）。本论文还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特征等几个方面分别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与归纳,以探讨《中国体育报》历年来武术报道的变化趋势、呈现出的特点及其报道的整体特征。《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在其6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其内容与形式可以说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有来自体育事业和新闻事业本身的影响。从武术报道的规模上来看,《中国体育报》成立之初,其对武术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武术报道一直是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并未形成稳定、成熟的报道模式。从恢复发展阶段到繁荣发展阶段,其武术报道量虽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深化改革阶段,报道量更是大幅度上升;从武术报道的内容上来看,由最初的国内武术新闻报道逐渐拓展到国际武术新闻报道比重不断增大,成为该报的报道重点;从武术报道的体裁上来看,由起步阶段以数量较小字数较少的消息类为主发展到通讯类、评论类等各体裁相辅相成;从武术报道的手段来看,由最初单纯的黑白版面和文字类新闻到色彩和图片不断地运用到武术报道中,版面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武术报道在体裁上主要是消息和通讯,还有一部分单纯的图片报道和少量的评论。初期其稿件多来自本报记者和新华社,随着报道团队不断发展壮大,派出记者釆访各种国际武术赛事,逐渐形成了以本报作者自釆稿件为主。研究60年《中国体育报》的武术报道,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概括武术报道的特征和内容变化等,还是为了寻找《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对于当今武术新闻传播的现实意义。作为我国第一份专业体育类报纸,《中国体育报》的武术报道无论是报道理念还是报道业务,对于当今的武术报道、传播和发展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宋欣阳,李绵绵[8]（2017）在《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卫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是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对中国在当地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是中国在海湾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外交亲和力的重要依托手段,更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通过考察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的诉求,厘清中医药在海合会地区发展的优劣态势,并从多元合作、产业发展、生态治理三个方面的具体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刘菲[9]（2013）在《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科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有效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家间的合作。近代科学出现的早期,相继出现的是科学家的个体模式和群体模式,这两种模式是产生新知识和保证新知识质量的重要方式,并且从个体模式到群体模式的转向,也是科学研究传统转换的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科学院,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1603年的罗马猞猁学院和1657年的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前者是近代早期科学知识传播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开创了崇尚自由地探索自然科学的科学理念；后者,确立实验地位的科学精神,预示了现代科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早期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式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时期,它们较为成功地将个人的科学兴趣转换为一种共同的、系统的科学观念,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科学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进程,是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的,以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两种模式相继出现为标志。18世纪末,科学活动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表现为这种新的科学组织形态在欧洲各国同时出现,科学院的建立成为一种潮流。19世纪-20世纪,科学活动在美洲、亚洲、非洲地区的兴起,众多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或法国科学院模式建立国家级科学院。至此,科学院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表明科学院成为一种全球化体制。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科学逐渐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型,科学的研究特点、组织模式、经费来源及奖励机制等均发生了转换。在科学院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科学运行环境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科学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多重困境,如研究功能的弱化、社会各因素的形塑、国家政治主体的‘胁迫’等；另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主的新型科学组织形式——科学家联盟应运而生,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组织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呈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具权威的科学家联盟,也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科学组织,旨在奖赏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杰出成就、培育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和弥补这一地区的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缺失。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圣贤”——阿卜杜斯·萨拉姆是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起者和创始人,他奠定了科学院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形成了以理事会、院士委员会、地区办公室为一体的现行组织体制,全面决策和负责科学院的日常活动、项目设置、院士的遴选及资金募集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无形学院”,TWAS通过设置研究项目和科学奖项来培育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科学院的科学交流与传播模式是以动态型—-TWAS院士大会和TWAS学术大会与静态型——出版物为主,其中TWAS学术大会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表明了对会议举办国家科学的重视。资源整合基础的分散、多元利益诉求、认可激励与培育等是TWAS的主要功能,也为科学院自身积聚了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参与世界重大科学问题对话的重要伙伴。自198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至今,目前世界上已有13个科学家（院）联盟,即由科学家或科学院组建的跨区域性科学组织,具有主体有限性、目标共同性、知识共享性的特征。在这些科学家（院）联盟中,第三世界科学院是成立时间最早,且建制化较为完善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表现为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设定、较为严格的院士准入制度、物质基础体系的建立等。意大利、中国、印度等多国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既保证了第三世界科学院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又提升了科学院在世界重大科学议题中的话语权。以鲁曼的功能-结构方法为理论基础,建构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标准。科学院作为一个具体的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的特点；其中自治性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每个科学院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从外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分析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一个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绵延性,即有能力保持长时间内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扩散机制,即作为一种体制,不仅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学习能力,能在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结构和职能。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脉络,发现,科学的组织形式一—科学院在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随着科学院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促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科学院是一种最古老的科学组织形式和最广泛的科学组织模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的学院式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诸多困境,结成跨国别的区域性的科学院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学院的发展。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科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形式等的变化,使得单一的世界科学中心不再成为可能,多元科学中心或许是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
江增辉[10]（2013）在《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文中指出竺可桢（1890-1974）,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中国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并逐步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持之以恒,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路甬祥说：“通过挖掘竺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特别注重根据中国国情有效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有关科学与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思想与理念,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精神,建设学科平台,为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取得的卓越贡献与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密切相关,归纳总结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尤其是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观察的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榜样力量。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对于竺可桢的研究具有追忆性、零散性、重复性和浅层性几个特征,缺乏成熟有效的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富有人文价值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尝试建立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首先,通过对竺可桢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调研,利用科学计量法对其着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生平各个阶段中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其次,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对竺可桢在西方科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体制的学习和引进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展开论述,这也是竺可桢以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进行探索的艰难历程；再次,对上述竺可桢科学贡献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竺可桢学术成就中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竺可桢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以及功勋卓着的科教成就绝非偶然,与他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对中西科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最后,就竺可桢对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竺可桢在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本土的不懈努力过程中,尊重国情而又大胆创新,以多种身份的优势注重内容与制度并举等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学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竺可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系统研究,吸取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成功方法、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科学体制化道路、模式和特征,理解中国近代科学演化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学习的榜样和不可多得的方法启迪。
二、第六届亚洲性科学学会会议在神户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六届亚洲性科学学会会议在神户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战前日本教育系统的性别失衡 |
| 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男女平权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视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视角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概念界定及历史分期 |
| 一、相关概念及用法的界定 |
| 二、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理论 |
| 一、女性主义的概念及发展 |
| 二、“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 |
| 三、“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女子高等教育相关理论 |
| 一、传统认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的特征 |
|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思辨 |
| 三、教育机会均等概念及原理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确立期:以法定女性人权为基础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战后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GHQ占领政策:女性解放思想的兴起 |
| 二、日本战后复兴:传统女性观的延续 |
| 第二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二、“男女同校”与“男女分校”并行的发展方式 |
| 第三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 一、高等教育面向女性招生及女子大学的设立 |
| 二、短期大学的设立及发展 |
| 三、女子大学的学部构成和课程设置 |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关于“女大学生”的论争 |
| 第四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五节 确立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平等 |
| 二、价值维度:传统社会女性观的干扰 |
| 三、话语维度:女性失语、女性保护主义 |
| 第四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期:两分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日本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 |
| 二、日本型福祉社会的形成:以“核家庭”为单位 |
| 三、日本型学历社会的形成:学历主义、名校主义 |
| 第二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化及发展 |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扩大的原因 |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三、高等教育“女性专用轨道”的形成和固化 |
| 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危机:关于“女大”存在意义的论争 |
| 五、“家政学”的变革和“女性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四节 扩大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 |
| 二、价值维度:性别平等思维下的价值陷阱 |
| 三、话语维度:男性语境下的自我规范 |
| 第五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革期:均质的性别平等观念 |
| 第一节 日本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对女性的价值期待 |
| 一、日本型工业社会的瓦解和后工业社会的形成 |
| 二、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构筑:以“女性”为核心 |
| 三、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机构的“大淘汰”时代 |
| 第二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动向 |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 |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特征 |
| 三、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 |
| 第三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及影响 |
| 一、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影响 |
| 二、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及影响 |
| 第四节 变革期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结构维度:女性环境改善 |
| 二、价值维度:“二流劳动力”以及社会价值的“女性通道” |
| 三、话语维度:男性化的均质平等 |
| 第六章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性成就和特征 |
| 一、确立期:以“制度”为中心 |
| 二、扩大期:“女性专用轨道” |
| 三、变革期:流动性增强 |
| 第二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底色:日本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变化 |
| 一、确立期:女性解放思想和保守女性观 |
| 二、扩大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 |
| 三、变革期:以男性为标准的均质性别平等观 |
| 第三节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功能:对性别平等的促进作用 |
| 一、确立期:促进女性解放的变革功能 |
| 二、扩大期:抑制性别平等的保守功能 |
| 三、变革期:促进女性多样化发展的变革功能 |
| 第四节 高学历女性的价值和功能: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机遇与困境 |
| 一、确立期:少数女性精英 |
| 二、扩大期:“家庭主妇”和“二流市民” |
| 三、变革期:劳动市场中的“二流劳动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日本战后女大学生人数变化曲线图 |
| 附录2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变化曲线图 |
| 附录3 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变化概况(表) |
| 附录4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学生数变化概况(表) |
| 附录5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教员人数变化概况(表) |
| 附录6 战后日本18岁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概况 |
| 附录7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男女差值对比 |
| 附录8 战后日本大学院在籍者数男女对比 |
| 附录9 各学科学生入学状况(1980-2019) |
| 附录10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短期大学列表 |
| 附录11 2014 年日本全国女子大学列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由来 |
| 0.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4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时空网络生成:概念、话语与定义 |
| 1.1 两个关键词:“预防性(preventive)”与“规划式(planned)” |
| 1.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与可移动文物、考古遗址预防性保护的区别 |
| 1.3 定义的认识变迁与内涵的进一步界定 |
| 1.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发展的时间脉络 |
| 1.5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国际网络的生长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话语以及国际网络的生成 |
| 2 从整体规划控制出发:欧洲“规划式”预防性保护的原生路径 |
| 2.1 艺术作品的潜在统一性:布兰迪的艺术与史实评价 |
| 2.2 突破单一对象的保护思路:从布兰迪到乌勒巴尼 |
| 2.3 新世纪的可持续综合性设计方法:斯特法诺·戴拉·托雷的“文化区”理念与实践 |
| 2.4 1964和1975——意大利预防性保护思想与威尼斯宪章、整合式保护的时间耦合 |
| 小结:“规划式”——整体性思维下的预防性保护 |
| 3 从行动与反馈出发:欧洲预防性维护方法的原生路径及其多元求解 |
| 3.1 百年修复实践为根基:荷兰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期检查和维护 |
| 3.2 预防性维护与风险管理:英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3 文物古迹监护组织最成功的追随者:比利时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实践 |
| 3.4 德国和丹麦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简述 |
| 3.5 预防性维护路径的适应性推行:“MOWA现象”与不同借鉴者 |
| 小结: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两条重要的原生路径 |
| 4 批判性反思: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4.1 1990 年代以来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衍变与重构 |
| 4.2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反思与转变 |
| 4.3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面向与工具理性 |
| 4.4 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模式建构与模式整合 |
| 小结: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衍变与P-MMI模式建构 |
| 5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的尝试 |
| 5.1 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发展 |
| 5.2 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的回顾:基于P-MMI模式的观察 |
| 5.3 规划式预防性保护(P)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与总体框架 |
| 5.4 巡检(I)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建构 |
| 5.5 培育日常维护(M)的制度与支撑体系 |
| 5.6 监测(M)体系的适应性建设策略 |
| 5.7 中国背景下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PPC)框架延展的思考 |
| 小结:国际语境中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P-MMI框架初步建构的思考 |
| 6 北京昌平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实践应用研究 |
| 6.1 北京昌平区作为预防性保护实践案例的意义和代表性 |
| 6.2 北京昌平区规划式的预防性保护框架构思 |
| 6.3 北京昌平区遗产风险地图绘制与生态敏感性初步评价 |
| 6.4 由北京昌平区推及一般情形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P-MMI思考 |
| 小结:基于保护管理规划的预防性保护构思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的主要国际会议 |
| 附录2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1-8 中与建筑预防性保护或其强调的风险防范、监测等内容相关的研究项目 |
| 附录3 欧盟系列研发框架计划(FP)以外的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主要研究项目 |
| 附录4 国际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相关研究与实践大事记 |
| 附录5 “全球战略”的提出到“5C”目标的确定 |
| 附录6 荷兰乌特勒支省文物古迹监护组织(MOWA-Utrecht)的检查记录样本(建筑平面标示) |
| 附录7 比利时MOWAv(安特卫普)和英国Maintain our Heritage使用的检查清单 |
| 附录8 比利时MOWAv的培训方案 |
| 附录9 译文: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 |
| 附录10 建筑遗产预防性与规划式维护典型工作流程 |
| 图表来源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德文文献 |
| 3 )英文文献 |
| 4 )意大利文文献 |
| 5 )荷兰文文献 |
| 6 )西班牙文文献 |
| 7 )法文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转基因议题的发展与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科学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演变与实践 |
| 二、“科学媒体化”：转基因议题的媒体呈现 |
| 三、转基因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沟通与知识争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转基因议题、沟通“不确定性”与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中的转基因议题研究 |
| 二、媒体与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沟通研究 |
| 三、媒体与科学家、社会公众的关系探讨 |
| 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理解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取向 |
| 一、作为知识的转基因议题 |
| 二、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三、语境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变量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文本选择与说明 |
| 第二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与“不确定性”语境 |
| 第一节 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与知识特征 |
| 一、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知识构成要素及特征 |
| 第二节 转基因议题的多元知识争论 |
| 一、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
| 二、转基因的引进与商业化推广问题 |
| 三、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特征 |
| 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 |
| 二、被媒体建构的科学“不确定性” |
| 三、被各相关利益主体认知的科学“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与“不确定性”呈现 |
| 第一节 中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趋势变化 |
| 一、我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二、美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三、中美转基因议题的空间互动 |
| 第二节 我国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 |
| 一、议题内容与分布：经济与全球化议题占据主导 |
| 二、消息来源：科学专家成为重要信源 |
| 三、话语立场：先“挺”后“反”的话语实践 |
| 四、知识属性：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生产呈现不对等特征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呈现 |
| 第四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与“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一节 反思冲突：转基因议题的知识生产困境 |
| 一、“挺转”、“反转”之争背后的冲突性科学话语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理性冲突与多元对话 |
| 三、冲突性科学话语开启“不确定性”沟通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化解冲突：转基因议题传播的修辞策略 |
| 一、修辞资源：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依据 |
| 二、修辞工具：引入专业身份与知识背景 |
| 三、修辞技巧：使用数据/实例 |
| 四、修辞手段：诉诸于权威声誉 |
| 第三节 超越冲突：科学与媒体的冲突与合作 |
| 一、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中的角色功能 |
| 二、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
| 三、科学家与媒体的知识对话与沟通 |
| 第四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五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 |
| 第一节 由“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 |
| 一、新的科学概念与转基因议题的勾连关系 |
| 二、由“科学问题”向“社会公共议题”的构建 |
| 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协商与共享 |
| 第二节 由“知晓”到“理解”：公众科学素养的完善与提升 |
| 一、跨越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鸿沟 |
| 二、打破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专业壁垒 |
| 三、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关系 |
| 第三节 “知识联盟”：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前期相关研究综述 |
| 四、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历史分野 |
| 第一节 筚路蓝缕——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探索阶段” |
| 第二节 初露峥嵘——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酝酿阶段” |
| 第三节 艺术策源——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熟阶段” |
| 第二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课程体系 |
| 第一节 写生教学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特色课程在美专西洋画教学中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美专西洋画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内涵分析 |
| 第三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教师团队 |
| 第一节 核心人物对于教学理念形成的引领地位 |
| 第二节 中坚力量的构成和教学核心作用 |
| 第三节 从教师团队结构的变化看教学理念的成熟 |
| 第四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学术研究 |
| 第一节 技法理论方面的研究 |
| 第二节 艺术创作观念方面的研究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对实践教学的反哺作用 |
| 第五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分析与反思 |
| 第一节 对成才率和创造力之形成的分析 |
| 第二节 对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相关人名录 |
| 附录二: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年表 |
| 附录三: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名师统计表 |
| 附录四:上海美专西洋画优秀学生统计表 |
| 附录五: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活动 |
| 附录六:上海美专师生入选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西洋画作品统计 |
| 附录七:朱瑚教授口述历史(根据录音整理)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7）《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体育报道的相关研究 |
| 1.2.2 有关武术报道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中国体育报》的相关研究 |
|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文献资料法 |
| 2.1.2 内容分析法 |
| 2.1.3 数理统计法 |
| 2.1.4 逻辑分析法 |
| 2.2 研究对象 |
| 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发展历程 |
| 3.1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 |
| 3.2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 |
| 3.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 |
| 3.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 |
| 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阶段分析 |
| 4.1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 |
| 4.1.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1.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1.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 |
| 4.2.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2.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2.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 |
| 4.3.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3.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3.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 |
| 4.4.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4.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4.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5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总体分析 |
| 5.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5.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5.2.1 报道数量 |
| 5.2.2 报道版面 |
| 5.2.3 报道来源 |
| 5.2.4 报道体裁 |
| 5.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增多报道形式、加强深度报道 |
| 6.2.2 采取独家报道 |
| 6.2.3 推崇大众武术报道 |
| 6.2.4 加强媒介融合与创新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1958-1966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2：1973-198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3：1988-200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4：2008-201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致谢 |
（8）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海合会国家的卫生治理诉求 |
| (一) 民众需求。 |
| (二) 精英需求 |
| 二、中医药在海合会国家推广的现实困境 |
| 三、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的独特优势 |
| 四、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的主要路径 |
| 五、结语 |
（9）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2.1 关于科学院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研究综述 |
| 1.2.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3 本文研究目标、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第2章 从科学院的发展角度看科学院模式的转向 |
| 2.1 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的形式 |
| 2.1.1 科学的内涵与特性 |
| 2.1.2 科学组织的界定与形式 |
| 2.1.3 个体模式与科学家群体模式 |
| 2.2 科学院的早期模式 |
| 2.2.1 意大利罗马猞猁学院 |
| 2.2.2 意大利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 |
| 2.2.3 学院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
| 2.3 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典范 |
| 2.3.1 科学体制化的含义与背景 |
| 2.3.2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一——英国皇家学会 |
| 2.3.3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二——法国科学院 |
| 2.4 科学院的其它模式——以瑞典、美国、中国科学院为例 |
| 2.4.1 科学研究的孵化型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 |
| 2.4.2 科学研究的咨询型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 |
| 2.4.3 科学研究的政府主导型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
| 2.5 科学运行环境的变革 |
| 2.5.1 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 |
| 2.5.2 科学院模式的新转向——科学家联盟模式的出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历史语境研究 |
| 3.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 |
| 3.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背景 |
| 3.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筹办过程 |
| 3.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正式成立 |
| 3.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展 |
| 3.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稳步前进(1983-1994) |
| 3.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微改革(1995-1999) |
| 3.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定位(2000-2006) |
| 3.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新进展(2007-) |
| 3.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制度 |
| 3.3.1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构成体系 |
| 3.3.2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制度 |
| 3.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系统 |
| 3.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设置 |
| 3.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制度特点 |
| 3.5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 |
| 3.5.1 第三世界科学院“动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科学院会议 |
| 3.5.2 第三世界科学院“静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出版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结构、功能及院士计量对比研究 |
| 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组织体制 |
| 4.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决策机构 |
| 4.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委员会 |
| 4.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地区办公室 |
| 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运行模式 |
| 4.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目标设定 |
| 4.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行为主体 |
| 4.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活动方式 |
| 4.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经费来源 |
| 4.3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计量对比研究——以中国、印度、巴西TWAS院士为例 |
| 4.3.1 年龄构成分析 |
| 4.3.2 性别比例分析 |
| 4.3.3 学科分布分析 |
| 4.3.4 科研成就与国际声望分析 |
| 4.3.5 对比结论 |
| 4.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 |
| 4.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功能 |
| 4.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影响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
| 5.1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
| 5.1.1 尼克拉斯·鲁曼功能-结构理论概述 |
| 5.1.2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一)：时间特征——绵延性 |
| 5.1.3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二)：空间特征——扩散性 |
| 5.2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传统研究 |
| 5.2.1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的常值研究 |
| 5.2.2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推衍研究 |
| 5.2.3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
| 5.3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赋值研究-科学院影响力 |
| 5.3.1 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2 启蒙时期法国科学院的改革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3 德国科学组织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4 后学院时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初步研究 |
| 5.4.1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影响 |
| 5.4.2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困境 |
| 5.4.3 世界科学活动的新趋势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6.1.1 科学院的未来模式：区域性科学院联盟 |
| 6.1.2 世界科学中心的趋势：多元科学中心的并存 |
| 6.2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外人名索引 |
| 附录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主要奖项 |
| 附录2 第三世界科学院中国籍院士名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奖励 |
（10）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1 竺可桢专着类 |
| 1.2.1.2 竺可桢纪念文集 |
| 1.2.1.3 学术论文研究 |
| 1.2.2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走向世界的科学先驱——竺可桢及其科学成就 |
| 2.1 竺可桢学术生涯的历程纵览 |
| 2.1.1 家庭背景及求学道路(1890-1916) |
| 2.1.2 教学与学术并重(1918-1935) |
| 2.1.3 投身中国教育事业(1936-1948) |
| 2.1.4 致力科学平台建设(1949-1974) |
| 2.2 竺可桢学术思想的历史背景 |
| 2.2.1 感同身受的社会背景(1890-1974) |
| 2.2.2 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 |
| 2.2.3 融合交叉的学科背景 |
| 2.3 竺可桢学术历程的阶段分析 |
| 2.3.1 科学探索阶段(1916-1928) |
| 2.3.2 学术积累阶段(1929-1949) |
| 2.3.3 学术平台建设阶段(1949-1965) |
| 2.3.4 潜心研究阶段(1966-1974) |
| 2.3.5 小结 |
| 第三章 西学东渐的成功探索——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进运用 |
| 3.1 引进西学的早期探索 |
| 3.1.1 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3.1.2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性认识 |
| 3.1.3 参加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
| 3.2 科学知识的传播践行 |
| 3.2.1 地理学知识的引进 |
| 3.2.2 气象学知识的传播 |
| 3.2.3 科学史研究的推广 |
| 3.3 中西融通的创新典范——历史气候学 |
| 3.3.1 科学知识的发掘与甄别 |
| 3.3.2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创新 |
| 3.3.3 中西融通的成功探索 |
| 第四章 近代教育的艰难实践——对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移植嫁接 |
| 4.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渊源 |
| 4.1.1 传统儒家教育观的浸染 |
| 4.1.2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影响 |
| 4.1.3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熏陶 |
| 4.2 西方教育体制的移植探索——中国首个大学地学系的建立与解体 |
| 4.2.1 竺可桢创立地学系的动因分析 |
| 4.2.1.1 哈佛教育的地学背景 |
| 4.2.1.2 中国本土的地学传统 |
| 4.2.1.3 人才资源的短缺现状 |
| 4.2.2 地学系解体原因初探 |
| 4.2.2.1 地理学转向问题 |
| 4.2.2.2 学科发展不平衡 |
| 4.2.2.3 国际地学格局的变化 |
| 4.2.3 竺可桢早期教育思想试析 |
| 4.2.3.1 西学移植与国情传统的矛盾 |
| 4.2.3.2 推动西学东渐发展的客观性 |
| 4.3 西方教育体制的成功嫁接——浙江大学的长足发展 |
| 4.3.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实践与反思 |
| 4.3.2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
| 4.3.2.1 对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
| 4.3.2.2 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 |
| 4.3.2.3 对世界教育制度的准确理解 |
| 4.3.3 竺可桢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
| 4.3.3.1 高瞻远瞩的培养目标——“领袖人才” |
| 4.3.3.2 独具特色的培养途径——重视“训” |
| 4.3.3.3 科学民主的管理核心——“教授治校” |
| 4.3.3.4 实事求是的建设保证——财政支持 |
| 4.3.3.5 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旅行教育” |
| 第五章 理实交融的独特进路——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率先垂范 |
| 5.1 海纳百川的全球视野 |
| 5.1.1 日本发展的借鉴 |
| 5.1.2 苏联模式的影响 |
| 5.1.3 西方教育的渗透 |
| 5.2 创建中国气象研究机构的努力 |
| 5.2.1 气象研究所的创建背景 |
| 5.2.2 气象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 |
| 5.2.2.1 筹备建立气象研究所 |
| 5.2.2.2 推动全国气象测候所的成立 |
| 5.2.2.3 气象研究所之成果 |
| 5.2.3 中央气象局的设立 |
| 5.3 推动中国地理研究机构的改革 |
| 5.3.1 统一中国地理学会 |
| 5.3.2 地理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 |
| 5.3.2.1 筹备地理研究所 |
| 5.3.2.2 地理研究所的合理布局 |
| 5.3.2.3 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的成立 |
| 5.4 开拓中国现代物候学的研究 |
| 5.4.1 率先在中国展开现代物候研究 |
| 5.4.2 建立中国现代物候观测网 |
| 5.5 促进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 |
| 5.5.1 带动中国科学史的专业研究 |
| 5.5.2 创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
| 第六章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竺可桢学术成就的方法论价值 |
| 6.1 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 |
| 6.1.1 超凡的顽强毅力 |
| 6.1.2 独特的入世智慧 |
| 6.1.3 清醒的自我认识 |
| 6.2 对中西科学方法的融会贯通 |
| 6.2.1 从“归纳-演绎法”到“假说—演绎法” |
| 6.2.2 还原论、整体论及其融汇互补 |
| 6.3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 |
| 6.3.1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态度 |
| 6.3.2 “求真理”的科学追求 |
| 6.4 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 |
| 6.4.1 对实践方法的强调重视 |
| 6.4.1.1 “两只手” |
| 6.4.1.2 地图法 |
| 6.4.2 对方法创新的执着探索 |
| 6.4.2.1 历史气候法 |
| 6.4.2.2 物候现象法 |
| 6.4.2.3 旱涝比值法 |
| 第七章 融入本土的科学发展——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 |
| 7.1 弘扬科学的不懈努力 |
| 7.1.1 竺可桢促进科教发展的经验总结 |
| 7.1.2 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
| 7.2 尊重国情的创新发展 |
| 7.2.1 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的科学传播 |
| 7.2.2 我国交叉科学的率先探索 |
| 7.3 内容与制度并举的高瞻远瞩 |
| 7.3.1 多重身份的互相促进 |
| 7.3.2 改造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懈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竺可桢全集》前四卷目录汇总(1916—1973) |
| 附录二：竺可桢参与社会组织与任职年表 |
| 附录三：人名索引 |
| 附录四：图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第六届亚洲性科学学会会议在神户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2]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变迁：性别平等的视角[D]. 杨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欧洲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及其中国实践[D]. 戎卿文. 东南大学, 2020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D]. 潘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D]. 周朝晖.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D]. 苏王飞.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
- [8]中医药参与海合会国家卫生治理述论[J]. 宋欣阳,李绵绵.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7(05)
- [9]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D]. 刘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10]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D]. 江增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