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论文文献综述)
黄玉顺[1](2021)在《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兼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福柯的"话语"概念相比较,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同样并非"语言"概念,但同时也注意话语的语言形式;同样关注"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更深入彻底地揭示作为话语基础的存在者化的既定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导向"前主体性"观念;同样注重历史,但认为历史并非本源性的存在——生活;同样认为话语是言说,但并不专指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言说,而是泛指任何生活情境中的言说。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旨在区分话语的层级,但并非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而与海德格尔对"人言"与"道言"的区分具有同构关系或对应关系。生活儒学将话语区分为"有所指"的言说即"主体话语"和"无所指"的言说即"前主体性话语"。关于主体话语的典型理论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典型体现是"失语"说和所谓"中西比较"。前主体性话语则是本真的"情语",其典型为"诗语",乃是"天命"之"诚",具有存在论层级的奠基性。现代中国哲学的"中西""古今"话语即属主体话语;而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则因其"前主体性话语"观念而超越"中西""古今"话语并为之奠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解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超越"中西""古今"对峙,才能建构起一个新的"存在哲学→本体哲学→分支哲学"话语系统。
刘娜[2](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孙沁蕊[3](2020)在《林语堂的创作与东方主义》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现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汉英双语作家,林语堂一生创作横跨东西方双重语境,其海内外作品传递出对于东西文化的独到思考,也从中流露出复杂的文化取向。近年来,以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新时期林语堂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空间。当我们将林语堂的创作整体置于东方主义理论的视野之下进行考察时,可以看到林语堂作品既体现了“自我东方化”倾向,又具有“反东方主义”意识。本文试图对此现象及形成原因进行探讨。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首先介绍国内外与本选题有关的研究现状并予以简要分析;随后概述与本文相关的两个理论: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化”,并对林语堂在东西双重语境下的创作历程作简要梳理;最后陈述本选题的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共三章。第一章,结合文本,分析东方主义对林语堂海内外创作的影响。首先论述东方主义影响下林语堂的前期创作,认为林语堂的“国民性”批判建立在西方话语的前提下,并一度以“先进”西方文化作为评判本土文化的价值尺度,是对西方世界观念秩序的认同。随后论述东方主义影响下林语堂的海外创作,认为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在内容、题材与人物塑造上均体现出一定的“自我东方化”特征,并结合文本予以分析。第二章,结合文本,分析林语堂创作对东方主义的抵抗和超越。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祛除“停滞”的中国幻象,让“失语”中国言说自我;打破西方对“古典中国”的集体想象,重塑“人文中国”形象;树立东方文化价值,从边缘消解中心权威,探索多元文化交流新途径。第三章,探讨东方主义视角下,林语堂创作的文化心理和时代语境。指出“双语人”特性使然,林语堂的创作必然存在西方思维。而同时,复杂的中西双文化背景和西方主流环境的影响,也是其作品中既存在“自我东方化”特征又具有“反东方主义”意识的两个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述。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袁师师[5](2020)在《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极具国家情怀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国有全面而深入的审美反思。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身体力行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努力坚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强调的“工具重造”和“经典重造”的艺术思想,使得他的文学创造体现出了非常深厚的时代担当意识。而在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尤以抗战时期特别是在昆明度过的八年中成为沈从文研究争议的焦点。抗战期间的创作是沈从文整个生涯的重要部分与节点,同样也是沈从文研究不容忽略的部分,既要前后连贯整体系统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应实事求是辨证的审视当时的沈从文。抗战时期的沈从文是他自诩乡下人旅程中“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里,沈从文不但教书、写作,并付诸实践参加相应的文艺活动。而通过对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抗战文艺活动进行观照,其中对于人的思考与理想人格的相关论述最终回归到国民性改造主题上。从其思想内涵具体文本表现来看,一面立足城市与乡村双重视角下观照乡下人的生命样式,从前神之尚存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下,原先的本真与淳美之下潜藏着乡下人的理性蒙昧主体意识缺乏与道德高墙的逐渐崩毁。同时由于对乡下人生命认识之深与独特的生命体验,沈从文对现代时空下的乡村生命范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发现在其“常”与“变”的交织过程中,乡下人的悲剧命运与未来走向。另一方面,沈从文站在都市文化空间角度反观现代文明下的城市中人的生存形态,揭露都市生活里人格的萎缩与堕落处,自觉从人的全面发展与民族复兴国家重造上批判反思国民劣根性。沈从文对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建视角基于国家情怀,选择双重批判视角与异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其最终指归则是理想的“人”的建设,同时也是沈从文对人类理想生命的展望与构建。将沈从文“国民性”思想内涵书写表现的井喷期与明朗期——抗战时期作为研究的临界点,把握其抗战前后整个“国民性”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而可以把握其思想的最终指向以及承载意蕴。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改造国民性是其思想由“人性”论向“国民性”的聚焦,同时也能得出其独树一帜的普世性与审美诗化特质,同时也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延伸。
尹昌杰[6](2020)在《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文中研究表明贾平凹的小说中构建了大量的“意象世界”,并独树一帜地以“意象世界”的建构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艺术策略。他打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再现或还原式的写实方式,而开辟出一条“以实写虚”的写作道路。本文从贾平凹小说中构建的诸多“意象世界”切入,对其整个创作历程进行查探,厘清这期间贾平凹文学观与创作方式的突破和变化,并从中找出贾平凹的这种以“意象世界”的构建对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艺术启示,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包括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对当前贾平凹研究现状的考察、研究方法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对本文讨论的关键词“意象”和“意象世界”进行理论界定,梳理这两个词语从中国古代文论到当代文学研究中内涵的迭变,并指出贾平凹对“意象世界”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第二章则对贾平凹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构建出的种种“意象世界”进行梳理,还原其从无意识的、不自觉地进行建构到最终有意的进行“意象世界”构建的过程,找出他不同创作时期中不同“意象世界”的特点以及发生的转变,并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第三章以第二章所梳理出的创作总历程为基础,指出贾平凹所说的“以实写虚”的具体方法,摸清他都通过哪些艺术策略来完成“意象世界”的建构;第四章着重讨论贾平凹以“意象世界”的建构作为自己写作方式的内因,以及这种创作方式对当代小说创作和汉语写作的贡献。在本文看来,贾平凹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最终通过建构“意象世界”的写作方式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写作范式,并以其创造的“意象世界”完成了对现代和传统的勾连,为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李岩[7](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指出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汪瑞霞[8](2020)在《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背景下江南村镇景观出现趋同化、表象化和空心化等异化现象,催生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乡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设计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以期通过基于文化记忆的景观情境重构,将全民普遍存在的乡愁情感凝聚成促进当代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来处理好村镇保护与乡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意义深远。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综合运用了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从社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这四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社会维度,阐释了乡愁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强调当代江南村镇空间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的系统框架。其次,时空维度,深层研究水岸共生的自然环境、集社合一的经济社会和诗性融通的文化观念等多元要素对传统江南村镇景观形态生成的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视觉思维转向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的特殊语境和地域性规律。再次,媒介维度,研究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设计转化方式,选择、分解和提取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符号要素,组建一个具有地域感知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凝练具有江南文脉精神内核的延续性和凝聚性结构。最后,功能维度,阐述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记忆为导向,针对生态型景观、生产型景观和生活型景观三大类型空间,提出指定类比式、象征隐喻式、语境约定式等多元融合的情境重构互通方式,完成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江南村镇空间的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融合共生”,这既是记忆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对当前江南乃至全国的村镇建设具有一定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价值。
兰图[9](2020)在《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依据研究》文中指出新加坡因近年来发展迅猛被称为“新加坡奇迹”,李显龙总理将“奇迹”归因于双语教育。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众多的双语国家,英语属于外来语言,但新加坡立国之初便确立了英语的行政语言地位,这是当时新加坡面临的内忧外患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汉语(即华语)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2010年教育部成立母语检讨委员会,其后出版的《何品报告书》进一步对课程标准的修订作出指导,并于2015年发布《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15》,以此来适应新加坡国内华语环境的变化。从华文课程标准存在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来看,其制定依据是其存在的基础,它准确地回答华文课标从何而来、因何而立,同时规定着华文课标的方法与目的。对制定依据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影响华文课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深刻的影响华文教育的目标与成果。因此,研究将不囿于课程标准本身,而是以课标制定的依据为重点,探析新加坡对于华语及华文课程的功能定位、价值需求。本研究以新加坡新版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作为取材,对其制定依据作出分析和研究。首先对新加坡国内华语现状进行阐述及整理,从国家、社会、家庭三个层面归纳总结出新加坡华语目前呈现衰微的趋势。为了使论文更好地被理解,在第三章分别从课程理念、课程总目标、课程架构、分项目标以及实施建议对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15进行呈现与总结。第四章以泰勒目标课程模式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从社会需求、学生经验、学科内容和功能三方面对新版华文课标制定的依据作出归纳与总结。在第五章中以第四章结论作为前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总结出新加坡在新时代下修订华语课标的依据的价值取向,从中剖析新加坡对华语持如何态度、对华语功能作如何理解。研究以新加坡为例,对新加坡新版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依据作出分析,解释了新加坡政府与教育部门对于华文课程及华语的态度与观点,探析新加坡国家对于语言课程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到,新加坡以生存作为国家发展第一需要,教育也服从于这一需要,语言课程的实用性占据第一位置。此观点与做法并不可简单以“可取”或“不可取”而加以判定,而是时代、国家与人民的选择。本研究试图解释新加坡华语教育的困境,阐述语言教育与国家生存的关联,为我国语言课程、教育以及国家生存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王彬[10](2019)在《第一部分:“生活儒学”与“后新儒学”对谈》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4月25日下午)一、后新儒学黄玉顺:(对听众)我和林老师的这次对谈,已经酝酿了很久了,我记得是前年,即2011年约定的吧。可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双方时间总不合适。今天终于实现了!济南是"泉城",今天的对谈可以叫作"泉城之会"吧。(对林安梧)我们今天的对谈,我列了一个提纲,每一点都是既涉及你的思想的内容,也涉及我的思想的内容,双方有对应性,我们就围绕这个提纲来谈吧。今天时间有限,不可能谈得很深入,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谈。
二、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论文提纲范文)
(1)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兼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一、“话语”概念:与福柯话语理论之比较 |
(一)“话语”与“语言” |
(二)“话语”与“主体” |
(三)“话语”与“生活” |
(四)“话语”与“言说” |
二、作为话语层级划分的言说方式 |
(一)话语层级与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 |
(二)言说方式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念 |
1.话语层级与海德格尔前期的“两种普遍性” |
2.话语层级与海德格尔后期的“人言”和“道言” |
(三)生活儒学的话语层级 |
三、主体话语:“有所指”的言说 |
(一)“言之有物”的言说方式 |
1.索绪尔的“所指” |
2.弗雷格的“指称”“涵义” |
(二)现代中国哲学话语的反思 |
1.“中西对峙”的言说方式 |
2.形而上学的话语 |
四、前主体性话语:“无所指”的言说 |
(一)情语 |
(二)诗语 |
(三)“天命”之“诚” |
(四)前主体性话语的存在论奠基性 |
五、“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
(一)关于“建构”问题 |
(二)关于“哲学”话语建构问题 |
(三)关于“中国”话语建构问题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概念厘定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第一章 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概要 |
第一节 生态批评总论 |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 |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和任务 |
第二节 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羊皮纸上的重写 |
一、劳伦斯·布伊尔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二、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三、对五次浪潮的总结评述:回顾与反思 |
第三节 环境公正思想探析 |
一、环境公正理论的历史渊源 |
二、环境公正运动的原则 |
三、多元化公正概念与实现方案 |
第四节 环境公正与生态整体 |
一、环境公正解构二元对立 |
二、环境公正连接“自我”与“他者” |
三、环境公正建构生态整体主义 |
第二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初露端倪 |
一、亨利·戴维·梭罗的环境公正先声 |
二、蕾切尔·卡森的环境公正忧思 |
三、巴里·康芒纳的环境公正诉求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全面兴起 |
一、T.V.里德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宣言 |
二、从蛮荒之野、田园之境到城市自然 |
三、环境公正与毒性话语的交汇 |
四、环境公正为弱势群体发声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蓬勃发展 |
一、后殖民主义视野与环境公正的交集 |
二、从“地方”视野到“星球”视野的拓展 |
三、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
第四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持续深化 |
一、环境公正与暴力形式 |
二、能动性与跨身体性 |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 |
第五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前沿问题 |
一、情感的环境公正力量 |
二、共情的环境公正倾向 |
第三章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第一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灾难肆虐:《布娃娃瘟疫》之物质流转 |
一、物质渗透与跨身体性 |
二、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 |
第二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暴政迫害:《死者年鉴》之生态他者 |
一、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 |
二、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 |
第三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气候危机:《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 |
一、“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 |
二、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 |
三、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 |
第四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生存困境:《食肉之年》之多元贱斥 |
一、霸权挟裹与食品公正 |
二、“肉是信息”与毒性身体 |
三、全球贸易与多元贱斥 |
第四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 |
一、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参与 |
二、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兼收并蓄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一、全球视野:人类世时代背景 |
二、在地立场:生态文明的呼声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 |
一、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之探析 |
二、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之呈现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与生命共同体思想之契合 |
四、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话语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林语堂的创作与东方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二、本论文相关理论及林语堂的海内外创作概述 |
(一)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化” |
(二)林语堂“横跨东西”的双语创作 |
三、本选题的创新 |
第一章 东方主义影响下林语堂的海内外创作 |
第一节 东方主义影响下林语堂的前期创作 |
一、西方话语前提下的“国民性”批判 |
二、东方主义缝隙中的文化立场嬗变 |
第二节 东方主义影响下林语堂的海外创作 |
一、内容:勾勒“传奇中国”色彩 |
二、题材:“贵族东方主义”式自我呈现 |
三、人物:东方女性的矛盾形塑 |
第二章 林语堂创作对东方主义的抵抗与超越 |
第一节 “失语”中国的自我言说 |
一、消解“停滞”中国幻象 |
二、构建现代国人独立品格 |
三、抗战时期阐释当下中国 |
第二节 “人文中国”的形象重塑 |
一、日常生活书写中的文化呈现 |
二、“译创一体”展现文学经典 |
三、铺垫中国文化思想为底色 |
第三节 边缘出发消解中心权威 |
一、以东方智慧挑战西方价值权威 |
二、在比较中探寻多文化交融之道 |
三、从“东方智者”到“世界公民”的自我转型 |
第三章 东方主义视角下林语堂创作的文化心理和时代语境 |
第一节 中西共育的双重文化背景 |
一、双文化背景造就“居间”视角 |
二、错位重现的“原乡记忆” |
第二节 双重语境下的“双语人”思维 |
第三节 西方主流环境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理论意义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缘起:抗战前后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直觉朦胧与情感孕育期 |
一、社会美与丑的熏染 |
二、救国理想的触动 |
第二节 摸索实践与逐步深化期 |
一、地理文化空间转化中的摸索 |
二、乡村与都市双重视角下的不断深化 |
第三节 理性自觉与孤寂坚守期 |
一、主体身份的理性自觉 |
二、现实的热情与虚空世界里的坚守 |
第二章 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内涵之书写表现 |
第一节 对乡村文化空间下生命形态的剖析 |
一、理性蒙昧 |
二、主体意识缺乏 |
三、道德堕落 |
第二节 对都市文化空间中病态人格的批判 |
一、“阉寺性”阴性人格涌现 |
二、“雄强精神”气质的弱化 |
三、历史责任感的缺失 |
第三节 对国民“雄强精神”的礼赞 |
一、原初强悍韧劲与战斗精神的张扬 |
二、抗战守土与浴血奋战民族气节的彰显 |
第三章 抗战时期沈从文对“国民性”的理想建构 |
第一节 改变心态与观念 |
一、树立自尊心与自信心 |
二、建立素朴坚韧的人生观 |
第二节 重塑信仰 |
一、重塑信仰之目的 |
二、重塑信仰与经典重造 |
第三节 坚守真、善、美的生命本体 |
一、认知理性的建立——“从实生活取证” |
二、道德理性的建设——简单生命庄严处 |
三、至美人格——“生命具神性” |
第四章 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反思与理想建构之意义 |
第一节 沈从文“国民性”反思批判之意义 |
一、“人性”向“国民性”思想的聚焦 |
二、文体综合下的审美诗化 |
第二节 沈从文“国民性”理想建构之意义 |
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危机的克服 |
二、理想“至美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与意义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一章 意象世界的内涵 |
第一节 “意象”与“意象世界” |
一、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意象” |
二、现当代学者对“意象”的阐释 |
三、从意象到意象世界 |
第二节 贾平凹所理解的“意象世界”的几个维度 |
一、虚与实 |
二、整体性 |
三、传统与现代 |
第二章 贾平凹创造的“意象世界”及其流变 |
第一节 “商州”时期(1978-1992):“意象世界”建构的初创期 |
一、建构“意象世界”的写作方式的形成:从《山地笔记》到《太白山记》 |
二、“商州”的选择与出走 |
第二节 “废都”时期(1992-1995):“意象世界”建构的初步成熟 |
一、“意象世界”建构的逐渐成熟 |
二、从《废都》到《白夜》——“废都”世界的选择、构建与毁灭 |
第三节 从《土门》到《怀念狼》(1996-2000):意象世界建构的深化期 |
一、“意象世界”建构中的新探索 |
二、精神流浪的轨迹:“土门”到“高老庄”再到“商州” |
三、新的转向:从世纪末的迷茫到对人与人性的关注 |
第四节 对“商州”的贴地回归(2003-2018):意象世界建构的圆融期 |
一、“意象世界”建构的纯熟与圆融 |
二、《秦腔》与它的清风街——灵魂的安妥、为故乡立碑还是对“人”的逼视 |
三、古炉村——历史观察中的人性审视 |
四、樱镇与“带灯”——文学“困境”的打破 |
五、从《老生》到《山本》——回归“秦岭”的自然与历史 |
第三章 贾平凹意象世界的构建策略 |
第一节 “以实写虚”的写作主张 |
一、贾平凹以实写虚的理解与起步 |
二、魔幻现实的笔法 |
三、密实的贴地叙事 |
第二节 “散点透视法”的“有趣实验” |
一、“散点透视法”的尝试——从《龙卷风》到《白夜》 |
二、“散点透视法”的纯熟运用——从《秦腔》到《山本》 |
第三节 情节或故事整体的意象化 |
一、以情节为意象 |
二、以故事整体为意象 |
第四章 意象世界构建的意图、追求与启示 |
第一节 贾平凹构建“意象世界”的内因——主体精神表露的渴望 |
第二节 贾平凹的对小说的理解与追求的突进:“混沌”的还原 |
第三节 “意象世界”的文学启示:“民间性”与“传统性、现代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贾平凹重要作品发表/出版年表 |
致谢 |
(7)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致谢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8)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二、选题范围与主要概念阐释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第一章 社会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价值导向 |
第一节 源于乡愁的文化记忆 |
一、乡愁记忆的文化属性 |
(一)乡愁记忆与乡愁文化 |
(二)乡愁记忆的隐喻价值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
(一)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丰富内涵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情感表征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发生的多维视角 |
(一)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现代性源流 |
(二)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全球化语境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地方性因素 |
第二节 文化记忆理论与当代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建构 |
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兴起及视角 |
(一)记忆研究的兴起 |
(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意义 |
(一)江南村镇空间作为回忆文化的激活器 |
(二)江南村镇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
三、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价值取向 |
(一)天人合一: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思想之本 |
(二)文化认同: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内在力量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 |
一、文化记忆与村镇空间的情境映射机制 |
(一)文化记忆影响着景观情境的空间属性 |
(二)景观情境与文化记忆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共生系统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目标与评价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目标定位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目标实现路径和评价标准 |
三、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系统架构 |
(一)社会责任: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出发点 |
(二)融合共生: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系统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时空维度: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多元融合的生成语境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一、地形地貌是成就江南村镇水乡格局的核心要素 |
(一)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江南村镇聚落择址的多态性 |
(二)水岸互生是平衡江南动态变迁的内在要因 |
二、运河贯通是维系江南村镇聚落兴衰的人工智慧 |
(一)江南运河的疏浚沟通为江南村镇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大运河成为维系江南区域与国家命脉的重要枢纽 |
三、水乡生态是影响江南农业景观变迁的重要条件 |
(一)江南“塘浦圩田”农业景观的形成 |
(二)江南水乡生态与审美观念变迁的依存关系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早期工业化与江南市镇 |
(一)世界经济史大背景中的江南早期工业化 |
(二)活跃繁荣市镇网络下的江南村镇 |
二、传统工匠技术与江南老行当 |
(一)传统工匠:江南产业技术理论的学科化 |
(二)百业寻踪:江南老行当里蕴含的记忆密码 |
三、集社合一的水乡市镇 |
(一)宏观视野下城乡交融的江南社会 |
(二)微观视角下集社结合的江南茶馆 |
第三节 文化观念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江南文化之源的学理性依据 |
(一)江南文化的原始发生与溯源 |
(三)江南文化的审美诗性与通达精神 |
二、影响传统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生成的多元要素 |
(一)多元互补思想观念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二)自给自足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三、信仰习俗交融共生的江南村镇文化生态格局 |
(一)江南民间信仰互动制衡的内外力量 |
(二)习俗与信仰和谐统一的村落共同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媒介维度: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换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类型选择 |
(一)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原则 |
(二)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转换设计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转换设计的思维过程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系统分类 |
第二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物质符号系统 |
一、点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基本单位 |
(一)传统江南村镇建筑形制及语言溯源 |
(二)江南水乡古镇公共区域主要节点景观 |
二、线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构成秩序 |
(一)村镇结构演化规律 |
(二)河街线性空间组合秩序 |
三、面空间: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平面组织 |
(一)传统江南民居院落平面组合类型 |
(二)传统江南村镇建筑立面结构要素 |
(三)传统江南村镇区域网络系统 |
第三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非物质符号系统 |
一、意象系统与指示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从心理认知地图到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导览地图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乌镇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的建构 |
二、文本系统与象征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衷情江南耕读文化的园林造景 |
(二)文字、图像中隐含的景观语言符号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在景观中的应用 |
三、仪式系统与体验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诗意雅致的视觉体验 |
(二)悠扬婉转的听觉体验 |
(三)水晶晶的触觉与生活体验 |
(四)江南美食的嗅觉与味觉体验 |
(五)综合的感知与整体的体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功能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设计策略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的关联因素 |
(一)记忆客体:“融合共生”的江南村镇景观空间 |
(二)记忆主体:“融合共生”的乡建文化共同体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系统的情境重构策略 |
(一)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二)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三)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第二节 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一、乡土景观与乡村基质的关联策略 |
(一)乡土景观的自然生长 |
(二)乡土建筑的跨时空链接 |
二、文化景观与文脉原型的类比策略 |
(一)文化原型保护 |
(二)地域原型抽象 |
(三)文脉类型转换 |
第三节 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一、当代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的结构转型与拓展 |
(一)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结构的转型 |
(二)江南城镇化关联空间的拓展 |
二、现代农业景观文科融合的赋能策略 |
(一)农业景观人文化 |
(二)农业生态智能化 |
(三)关联机制系统化 |
(四)产业空间整合化 |
三、工业遗存景观穿越时空的语境策略 |
(一)传统工坊交互式语境 |
(二)工业文化创意式语境 |
(三)乡土技艺博物馆探究式语境 |
第四节 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一、乡愁时空: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唤醒策略 |
(一)乡:乡愁文化记忆的物质性 |
(二)愁: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性 |
(三)时:乡愁文化记忆的历时性 |
(四)空:乡愁文化记忆的共时性 |
二、回归日常:当代江南村镇生活型景观情境的互生策略 |
(一)从物境到心境:典型江南村镇的“慢生活”模式 |
(二)从乡情到乡恋:回归日常生活的“乡村民宿+”模式 |
(三)从形式功能到人文精神:作为象征性景观的“乡村节庆”模式 |
(四)从原生到腾飞:跨界融合的“校地协同”模式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依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新加坡之谜”的谜底——双语教育 |
1.1.2 以何种姿态迎今日之战?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2.1 现实意义 |
1.2.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语言生存相关研究 |
1.3.1.1 现状与原因 |
1.3.1.2 语言存在的理由 |
1.3.1.3 不同视角下各类语言的生存与发展 |
1.3.1.4 述评 |
1.3.2 华语教育相关研究 |
1.3.2.1 华语教育政策梳理 |
1.3.2.2 研究现状 |
1.3.2.3 国家生存与华文教育 |
1.3.2.4 述评 |
1.3.3 新加坡华文教育相关研究 |
1.3.3.1 新加坡华文教育现状 |
1.3.3.2 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制定理念及形成与发展 |
1.3.3.3 述评 |
1.3.4 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关研究 |
1.3.4.1 研究现状 |
1.3.4.2 语言社会功能分析 |
1.3.4.3 述评 |
1.3.5 课程制定相关研究 |
1.3.5.1 课程本体论与关系论研究 |
1.3.5.2 课程制定依据研究 |
1.3.5.3 述评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1.4.2 研究对象 |
1.4.3 研究方法 |
1.4.3.1 方法论 |
1.4.3.2 逻辑方法 |
1.4.3.3 具体方法 |
2 新加坡华语生存现状 |
2.1 国家层面 |
2.1.1 多语言学习政策 |
2.1.2 华文学习优惠政策 |
2.1.3 对削弱母语比重的反对意见 |
2.2 社会层面 |
2.2.1 语码夹杂现象严重 |
2.2.2 华语使用呈衰落趋势 |
2.2.3 “强语弱文”现象 |
2.2.4 学校内部问题丛生 |
2.2.4.1 华文教育整体性的缺失与教师的缺乏 |
2.2.4.2 学习者学习动力不足 |
2.2.4.3 华语语言学习难度较大 |
2.3 家庭层面 |
2.3.1 华人家庭华语认同感降低 |
2.3.2 家庭内部年龄分层明显 |
2.3.3 家庭影响力不足 |
2.4 新世纪的检讨 |
2.4.1 《何品报告书》的颁布 |
2.4.2 《何品报告书》提出的主要建议 |
3 2015小学华文课程标准概况 |
3.1 课程理念 |
3.2 课程总目标 |
3.3 课程架构 |
3.4 分项目标 |
3.5 实施建议 |
3.6 小结 |
4 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依据 |
4.1 社会发展的要求 |
4.1.1 面向生活,便利沟通 |
4.1.1.1 强调华文交流沟通特性 |
4.1.1.2 让华语成为生活语言 |
4.1.2 培养情感,成为新加坡人 |
4.1.2.1 共同情感的缺乏 |
4.1.2.2 培育核心价值观 |
4.1.2.3 塑造新加坡人 |
4.1.3 运用网络,结合科技 |
4.2 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
4.2.1 乐学善用,提高兴趣 |
4.2.1.1 检讨前的准备 |
4.2.1.2 实用性与趣味性的提倡 |
4.2.1.3 加强与生活的联系 |
4.2.2 因材施教、发掘潜能 |
4.2.2.1 生生间的差异 |
4.2.2.2 灵活与效率的结合 |
4.2.2.3 多类型人才的培养 |
4.2.3 少教多学,培养自学能力 |
4.2.3.1 “少教多学”的教育模式 |
4.2.3.2 成为善思考的自主学习者 |
4.3 学科内容和功能 |
4.3.1 华文课程的内容 |
4.3.1.1 识字与读写 |
4.3.1.2 听说能力 |
4.3.2 华文课程的性质和功能 |
4.3.2.1 华文课程的性质 |
4.3.2.2 华文课程的定位 |
4.3.2.3 华文课程的功能 |
4.3.3 华文课程培养价值观的特殊功能 |
5 不平衡的天平——依据的分析 |
5.1 灵活性与效率性的追求 |
5.2 人文性与思想性的忽视 |
5.3 从时间的角度探析新加坡的考量 |
6 结论 |
6.1 立足现实,提升语言教育实用性 |
6.2 对焦理想,培养语言教育文化性 |
6.3 心怀天下,关注弱势语言生存空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兼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J]. 黄玉顺. 周易研究, 2021(05)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3]林语堂的创作与东方主义[D]. 孙沁蕊.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D]. 袁师师. 吉首大学, 2020(03)
- [6]贾平凹小说的意象世界建构[D]. 尹昌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7]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8]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D]. 汪瑞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6)
- [9]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依据研究[D]. 兰图.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第一部分:“生活儒学”与“后新儒学”对谈[J]. 王彬. 当代儒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