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霸王道杂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宣帝,汉家,柔仁,王道,孝宣,刘奭,历代王朝,刘询,德主刑辅,仁者爱人
霸王道杂之论文文献综述
沈根华[1]（2019）在《由“霸王道杂之”所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吏治务必从严,是历代王朝加强统治的基本经验。西汉宣帝时期，太子刘奭柔仁好儒，对宣帝刘询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的做法表示不解。他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严肃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一回答道出其(本文来源于《解放军报》期刊2019-09-09）
贾军仕[2]（2018）在《西汉“霸王道杂之”政治思想探略》一文中研究指出高祖刘邦立国,惩秦之弊,征询儒士治国,以太牢之礼隆重祭祀孔庙,都凸显了西汉初年在政治制度上的调整。自惠帝,高后、文景之世,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确立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政治制度,其思想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辅",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德以扬善,刑以惩恶,以德治为主,辅之以刑罚。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奠定了基本的政治统治模式。(本文来源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4期）
高培华[3]（2016）在《魏文侯:“以霸王道杂之”的先驱——子夏弟子丛考之一》一文中研究指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叁百人,为魏文侯师。"[据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及唐章怀太子李贤等注《后汉书·徐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所引《史记》佚文]笔者以为,所谓子夏"教弟子叁百人",与同篇记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叁百人"一样,是规模上必须小于孔子"弟子叁千"的一个极言其多的概数,这是《史记》记述"圣、贤"的不同规格。子夏门下弟子既多,也像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本文来源于《寻根》期刊2016年01期）
孙喆[4]（2015）在《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一文中研究指出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本文来源于《中州学刊》期刊2015年04期）
孙喆[5]（2015）在《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一文中研究指出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论坛》期刊2015年01期）
孙喆[6]（2013）在《西汉“霸王道杂之”统治术的形成及其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霸王道杂之"本是宣帝对太子的训诫之言,但却涵盖了西汉中期帝王成功的为政之术。"霸王道杂之"的成功运用促进了西汉中期社会的繁荣与富强,元帝弃之不用,最终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衰弱与灭亡。(本文来源于《兰台世界》期刊2013年21期）
吴涛[7]（2012）在《“霸王道杂之”与汉宣帝时期《谷梁传》的上升》一文中研究指出《公羊传》在汉武帝时被立于学官后,《公羊》学与汉家政治之间的矛盾逐渐开始显现。而在汉宣帝即位后,《公羊》依然是批评言论的理论依据。而《谷梁传》则是在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同时,还挂着一面王道的面纱。这一点很适合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施政风格。这才是汉宣帝大力扶持《谷梁》学的根本原因。(本文来源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期刊2012-03-01）
屈涛[8]（2011）在《汉宣帝时期吏治考——“霸王道杂之”再认识》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前人研究多集中于汉宣帝一朝所谓"王霸之争",而较少关注当时地方行政之主体汉吏。本文以为在此变革时代中,身为"两千石"之封疆大吏,其在基层社会之实践亦是促成这一转型之重要因素。故而本文想借区域间社会变化之异同,探讨宣帝时期吏治发展及其特点,进而分析其变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来源于《文教资料》期刊2011年06期）
韩星[9]（2009）在《“霸王道杂之”:秦汉政治文化模式考论》一文中研究指出“霸王道杂之”是汉宣帝刘询提出的一个着名论断。据《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本文来源于《哲学研究》期刊2009年02期）
许家鹏[10]（2008）在《“儒术独尊”与“霸王道杂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论文从“儒术独尊”问题反映出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和黄老之学与帝王之道的关系出发,以儒术独尊的先导、准备、完善为主要线索,勾勒出在黄老帝王之道依托下,儒学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历程。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在历史轨迹上,秦代法家和汉初黄老道家构成了两个先导形式,而儒家特别是汉代儒家自身的改造与调适则成为儒学入主意识形态的准备,汉武帝倡导而董仲舒提出的“儒术独尊”运动为意识形态确立的标志,昭宣时期意识形态发挥积极作用,而从元帝开始,儒术独尊之消极意义显现,意识形态的发展步入病态。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帝王之道的成熟过程同步。从秦到汉初,治国之术经历了霸道向黄老帝王之道的跃迁,儒术独尊的提出、意识形态的确立,标志着黄老帝王之道进入高级阶段,武昭宣时代“霸王道杂之”的帝王之道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和健康发展提供最大保障。在思想轨迹上,理想意识形态的确立同样是思想家不懈努力的结果,从韩非对独尊形式和法家霸道的论证,到黄老道家《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在意识形态和治国之术两方面的理论铺垫,再到陆贾、贾谊和《礼记》为儒家改造和完善所做的准备与推动,直到董仲舒对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最终完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证,伴随着黄老帝王之道的理论成熟。黄老帝道之形成开始于汉初,《黄老帛书》、司马谈父子的哲学论证为黄老之治的功绩给出了理论说明;武帝时黄老帝道进入高级阶段,在初级黄老之学利弊两种结果的基础上,借鉴由韩非所论证的法家霸道之成败,因顺儒家崛起诉求,将刑德等观、并用之原则发展到儒法并用、对冲,并使意识形态问题得以解决。就此,以帝王之道的成熟过程为依托,汉代意识形态问题的演变就逻辑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全文内容据此展开,共分八部分:第一章(兼导论)独尊儒术与时代命题。武帝时期提出统治思想改换的时代命题;当时经过争鸣与融合而成的思想界,能对此命题提出方案的是儒道法叁家。汉武帝倡导、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成为命题答案,但明显存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这启示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机理;第二章儒术独尊的两个先导。建基于道(天道)、人性的两种统治思想形态,即法家独尊和黄老独尊为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帝王之道的成熟提供了先鉴;第叁章帝王之道与儒术独尊之可能。黄老帝王之道在王、霸两种资源基础上,刑德等观之初级黄老之学发展为儒法并用的高级阶段,在此阶段,意识形态和儒术独尊获得可能。在论证上,《黄老帛书》与韩非、司马谈父子给出了黄老帝道之基本框架,而黄老君臣异术、《内经》“二叁之道”思想则为黄老高级阶段提供了理据;第四章儒术独尊的准备与过渡。儒学在汉初孝道等原则的部分普及和陆贾、贾谊的努力为儒家挺进意识形态做了准备,而《礼记》所提供的宗法制度则为儒学成为意识形态填注了实质内容;第五章董仲舒与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完成(上)。董仲舒通过天人体系的构架实现了儒家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贯通,以天志论证重建了信仰体系,以尊君与限君的统一构建了和谐的君、臣、民秩序;第六章董仲舒与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完成(下)。独尊和儒术独尊形式出于矫枉过正考虑,更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董仲舒所以能有此自觉与其深明黄老帝道密切相关;第七章儒术独尊与汉武帝之政。汉武帝儒法并用,儒术独尊在此框架下获得积极意义,武帝高明的黄老素养乃是最大保障,由此亦可证帝王之道与意识形态、黄老与儒家关系;第八章儒术独尊之适度与过度。昭宣时期延续武帝儒法平衡格局,儒术独尊发挥健康作用,而元帝“纯任德教”使儒术过度膨胀造成恶果。黄老帝道与意识形态之内在关联由此得到印证。本论文基本以思想演化为主线,以历史变迁为辅助线索,两者交织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演变轨迹。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史论结合,思想和政治现实的互动。论文旨在通过儒术独尊问题的深入考察来呈现其内部机理,为更全面认识儒学与中国政治哲学之内涵提供参考。(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08-04-01）
霸王道杂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高祖刘邦立国,惩秦之弊,征询儒士治国,以太牢之礼隆重祭祀孔庙,都凸显了西汉初年在政治制度上的调整。自惠帝,高后、文景之世,在政治上执行的都是黄老无为之治。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确立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政治制度,其思想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辅",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德以扬善,刑以惩恶,以德治为主,辅之以刑罚。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奠定了基本的政治统治模式。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霸王道杂之论文参考文献
[1].沈根华.由“霸王道杂之”所想[N].解放军报.2019
[2].贾军仕.西汉“霸王道杂之”政治思想探略[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
[3].高培华.魏文侯:“以霸王道杂之”的先驱——子夏弟子丛考之一[J].寻根.2016
[4].孙喆.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J].中州学刊.2015
[5].孙喆.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J].社会科学论坛.2015
[6].孙喆.西汉“霸王道杂之”统治术的形成及其意义[J].兰台世界.2013
[7].吴涛.“霸王道杂之”与汉宣帝时期《谷梁传》的上升[C].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2012
[8].屈涛.汉宣帝时期吏治考——“霸王道杂之”再认识[J].文教资料.2011
[9].韩星.“霸王道杂之”:秦汉政治文化模式考论[J].哲学研究.2009
[10].许家鹏.“儒术独尊”与“霸王道杂之”[D].华东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