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千年全球经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岳雪[1]（2021）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说明在国内外学界,普京政治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级”话题。普京自2000年上任至今走过了20年的执政历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历经20年的动态发展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普京政治话语”,借助各种语言手段和话语实践呈现领导人政治文化观念的输出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基于文化观念理论衍生而出并应用于政治语言学之中。政治文化观念根植于政治话语当中,通过挖掘其中的社会实践应用揭示出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展现出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演化,每个政治文化观念之间不是孤立的,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政治文化观念是在政治与语言的博弈中形成,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其总和构成政治语言世界图景,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观念都是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的片段写照。政治文化观念贯穿于政治交际主体、政治话语实践和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这一动态的主体对话关系之中。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各国领导人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热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普京政治话语对内宣传政治理念,对外表明国家立场,对其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掌握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理解俄罗斯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对我国政治话语建构以及政治文化观念传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2000-2020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和普京“直播连线”政治话语为例,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动态剖析。本文三个研究问题之间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具体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借助何种语言表达手段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呈现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具有怎样的主题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何特征?其深层释义具有何种动态演化?最终生成怎样的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其意义建构如何?3.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文化观念理论、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政治语言学研究方法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的演化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维度,政治文化观念具有动态性,每一历时阶段都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趋势,不同主题分类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治理的分期与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分期存在潜在的联系,受到政治文化观念的内在驱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历时演化经历了从初步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并重-由外而内动态“回归”的历时发展轨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载体分为语言载体和言语载体,其中语言载体从不变性与可变性入手,主要包括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淡出,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新用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新词的产生和年度政治词汇的使用。言语载体从言语化分析入手,主要表现为政治交际方面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文化观念的周期变化、文化因素和语义元素三方面的语言表征类型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呈现。第二、在宏观层面的话语实践维度,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实践分析,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特征主要体现为空间性、过程性、恒定性、普遍性、发展性与动态性,具体呈现为心理、属性、状态、行为、目标、范围、时间、空间以及方式等方面。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层释义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强国主义”展开,重点论述核心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的动态演化。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主要探讨人-语言-政治世界的主体间对话关系,而从政治交际的角度则体现为发话人、政治文本/政治话语、受话人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关系。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与意义是三维互动的共变关系,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变迁。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不是简单的映现关系,而是一种实现意义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并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经历由深层到表层、由潜在到显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非言语化到言语化的动态过程: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或政治文本（内部言语——外化——外部言语——观念词载体）——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第三、在社会实践维度上,明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反映出的执政理念变迁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观念动态演化经历了从萌芽到深入再到巅峰最后转向回归的动态发展轨迹,呈现为“形成崛起”时期——“稳定发展”时期——“普京思想延续”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保守回归”时期,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强国”——“民生”——“民族价值观”——“普京主义时期”的继承与延续——“梅普思维”时期的新发展与新举措——“爱国团结”——“发展”——“保守”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在具体政治话语中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和借鉴。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郑帅[3]（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夏承伯[4]（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杜雨婷[6]（2020）在《异乡人、现代化与身份认同：论台湾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兼谈毕业作品《20+》》文中提出回望台湾电影几十载,无论辉煌还是坎坷,在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青春电影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支撑着台湾地区几度风雨飘摇的电影产业。杨德昌曾表达“台湾电影只有青春电影和其他电影”,可见青春电影在台湾电影中的特殊性与重要程度。笔者通过对台湾青春电影的研究,发现每一部青春电影的导演和主人公都是在无尽的怀旧之中展开了自己的故事表达。而怀旧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两岸学者以“台湾青春电影”为对象进行研究时,多从叙事学、美学、人物形象分析入手,鲜有人从怀旧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但青春电影与怀旧情结的搭配却是风头正劲,且短期内没有消退之势。基于此,本文参考了国外学者罗兰·罗伯森、博伊姆、戴维斯和国内学者赵静蓉关于“怀旧”的理论,以台湾青春电影为文本展开论述。首先,本文对台湾青春电影的发展脉络做出梳理,并对其中的怀旧情结进行列举统计。其次,以台湾新电影时期、后新电影时期和太超过世代三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影片为重点,对其中怀旧背景、怀旧主体、怀旧客体、怀旧动机进行总结与比较。台湾新电影时期青春电影的怀旧背景为外省人迁台或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怀旧主体为思乡的异乡人,怀旧客体为故乡,怀旧动机为身份找寻。后新电影时期青春电影的怀旧背景为现代化的突进,怀旧主体为迷茫、异化的青年人,这一时期的怀旧动机多为对过往的批判和对身份的迷茫。太超过世代青春电影的怀旧背景为长期稳定的台湾社会,怀旧主体是现实中失意的人,怀旧客体为美好的青春时期,怀旧动机为追求自我身份认同。接着结合毕业作品《20+》对台湾青春电影中关于怀旧情结的影像书写进行分析。在这里,声音的运用加强了怀旧表达的力度,色彩凸显了怀旧的存在样式,倒叙成为了怀旧情结的时间载体,符号促成了怀旧情结的隐形书写。最后对于现阶段台湾青春电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并根据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表述的“怀旧是为了更好的未来”的观念,建议增加对怀旧之后现实时空的描写,借助怀旧反思过去,形塑现在,展望未来。
孙玉祥[7]（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与趋势》文中指出2017年5月,文在寅总统是在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国内政治局势混乱,以及朝鲜完成核开发,威胁朝鲜半岛安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上台的。近十年的南北对峙让韩国民众对改善韩朝关系有了新的期待。文在寅政府摒弃了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对朝强硬政策,转而继承了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对朝政策基调,重视通过对话,交流,合作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朝着彻底解决朝核问题,构建朝鲜半岛共同体的方向努力。文在寅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而非武力统一,提倡全体民族成员协商的和平民主统一”。这意味着文在寅政府并不单纯是想通过朝鲜崩溃或吸收统一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而是希望以经济统合,人员交流,相互尊重等和平共处体制为基础实现自然而然的统一。本文从四个方面充分论证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分别为第一章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主要阐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和主体框架以及实施成效。第二章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特征和评价,分析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特征,并对新政进行评价。第三章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否定之否定,主要介绍从金大中政府到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分别从朝核问题、对朝态度和统一方式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会出现“包容”和“强硬”两个极端政策的原因及其成败得失,并给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带来的启示。第四章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和出路,分析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因素,并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和考虑未来走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8年金正恩委员长的新年致辞表达了对改善韩朝关系的希望,并明确表示2018年朝鲜将参加平昌奥运会。为此,2018年1月9日韩朝召开了高级别会谈商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具体事宜,并由此迎来了“朝鲜半岛的春天”。2018年全年举行了三次韩朝首脑会谈和一次美朝首脑会谈,2019年美朝首脑分别在越南和板门店进行了两次会晤,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就无核化,缓和韩朝军事紧张局面,韩朝交流合作等达成协议。这些成果是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肯定,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找到了方向。但是,这些成就同时也包含着一个需要先行解决的课题——朝鲜核问题。目前,美韩双方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还没有统一,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实施的方式也没有达成共识,这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推进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此外,中美矛盾的激化,东北亚局势由美国主导的单方面秩序转变为中国和俄罗斯牵制和对抗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变化,也对文在寅政府试图建立朝鲜半岛经济共同体,实施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文在寅政府只有解决了这些难题,才会开辟出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改善了南北关系,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文在寅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林懿[8]（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提出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毕松[9]（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汪睿[10]（2019）在《虚拟受限股制度在华为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营高科技行业进入壁垒较低,新兴企业的不断涌现与激烈的行业竞争已成为市场常态,但利润率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仍是民营企业不断诞生和消亡的热点领域。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在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人才的管理和吸引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战略重点。虚拟受限股制度作为股权激励方式之一,华为公司长期的实践表明其对人才管理和人才激励具有一定优越性,同时也能发挥融资功能为公司募集运营和成长所需资金。但目前使用虚拟受限股激励制度的企业屈指可数,国内外学者对虚拟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个细分领域,比较零碎,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因此,本文系统地分析了虚拟受限股在华为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方式以及实施效果,为后续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采取类似激励制度提供可以借鉴的范例。本文以华为公司为例,分析在华为创立、发展与壮大,一步步登顶民营企业以及全球通信行业榜首的过程中,虚拟受限股制度在各个阶段人才管理和融资方面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同时深度剖析虚拟受限股在华为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诸如:在后期虚拟受限股的融资作用逐渐被削弱;缺少相应的内外部监管制度会对员工造成不利影响;高额的现金分红对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压力;虚拟股权高度分散不利于企业实股上市。本文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首先,在企业进入成长期之后寻求新的融资渠道;其次,锁定虚拟股票的分红时间减轻企业财务压力同时促进虚拟受限股向实股上市转变;再次,改善企业的文化建设减少股东的道德风险;最后,设立更加透明的财务与非财务披露制度以及加强相关监管制度的建设来维护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本研究最后也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合理运用虚拟受限股制度提供了一些建议,期望虚拟受限股制度能够适用于更多民营企业。
二、新千年全球经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千年全球经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理论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理论依据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2 研究的实用价值 |
| 1.3.3 研究发展趋势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 |
| 2.1.1 政治话语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2 普京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普京政治话语界定及其特征 |
| 2.2.2 普京政治话语的研究及应用 |
| 2.3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 |
| 2.3.1 政治文化观念界定 |
| 2.3.2 政治文化观念分类标准 |
| 2.3.3 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及应用 |
| 2.4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研究 |
| 2.4.1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界定 |
| 2.4.2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1 基于语言文化学的文化观念理论 |
| 3.1.2 基于政治语言学的政治文化观念理论 |
| 3.2 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具体路径 |
| 3.2.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2 历时观念分析 |
| 3.2.3 基于语料库分析的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呈现 |
| 3.3 政治文化观念动态分析模式 |
| 3.3.1 主体间对话关系:阐释 |
| 3.3.2 言语化过程:建构 |
| 3.3.3 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解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分析框架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普京政治话语语料库 |
| 4.4.1 语料的描述 |
| 4.4.2 语料库分析工具 |
| 4.4.3 语料预处理方法 |
| 4.4.4 语料库的建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文本分析 |
| 5.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 |
| 5.1.1 政治文化观念——政治类 |
| 5.1.2 政治文化观念——经济类 |
| 5.1.3 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类 |
| 5.1.4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类 |
| 5.1.5 政治文化观念——军事类 |
| 5.1.6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类 |
| 5.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载体 |
| 5.2.1 语言载体:不变性与可变性 |
| 5.2.2 言语载体:言语化分析 |
| 5.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语言表征类型 |
| 5.3.1 政治文化观念周期变化 |
| 5.3.2 政治文化观念文化因素 |
| 5.3.3 政治文化观念语义元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分析 |
| 6.1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话语实践特征 |
| 6.1.1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0-2004) |
| 6.1.2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4-2008) |
| 6.1.3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08-2012) |
| 6.1.4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2-2018) |
| 6.1.5 政治文化观念主题话语实践分析(2018-2020) |
| 6.2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深层释义 |
| 6.2.1 政治文化观念“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深层释义 |
| 6.2.2 政治文化观念“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深层释义 |
| 6.2.3 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ничество)深层释义 |
| 6.3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意义建构 |
| 6.3.1 意义建构功能 |
| 6.3.2 对话关系实践的意义互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社会实践分析 |
| 7.1 执政理念变迁 |
| 7.1.1 形成和崛起时期(2000-2004) |
| 7.1.2 稳定发展时期(2004-2008) |
| 7.1.3 普京思想延续时期(2008-2012) |
| 7.1.4 缓慢发展时期(2012-2018) |
| 7.1.5 保守回归时期(2018-2020) |
| 7.2 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 |
| 7.2.1 执政理念对比 |
| 7.2.2 社会民意调查 |
| 7.2.3 内在文化因素 |
| 7.3 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 |
| 二、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 |
| 三、基督教神学 |
| 四、尼采哲学 |
| 五、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的多种涵义、张力冲突与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张力冲突 |
| 一、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历史变迁 |
| 二、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与两类文化之争 |
| 第二节 文化与外界的三组基本关系 |
| 一、文化与文明 |
| 二、文化与自然 |
| 三、文化与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伦理—政治”宣言与“异端四部曲”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衰与“伦理—政治”宣言 |
| 一、文化理论的兴衰 |
| 二、文化理论对政治的遗忘 |
| 三、“伦理—政治”宣言 |
| 第二节 恐怖:毁灭与创造的结合体 |
| 一、理性与欲望 |
| 二、律法与爱 |
| 三、恐怖与崇高 |
| 四、恐怖与绝对自由 |
| 五、自杀炸弹客致命的意志与两种虚无 |
| 第三节 悲剧的哲学复兴 |
| 一、悲剧与现代性 |
| 二、替罪羊的解体与新生 |
| 第四节 “邪恶”的类型、面向及根源 |
| 一、有无目的功用的两种邪恶 |
| 二、邪恶的“双重面向” |
| 三、“平庸的恶”与“体制性的恶” |
| 第五节 “上帝已死”与上帝代理者的失败 |
| 一、信仰与理性 |
| 二、启蒙理性情感想象的缺失 |
| 三、唯心主义“主体”企图成为“基础”的失败 |
| 四、浪漫主义想象的创造性与虚幻性 |
| 五、文化:马修·阿诺德的诗意化“基督教” |
| 六、“上帝已死”与上帝的隐匿存在 |
| 七、上帝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最终消亡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新主体的身体建构:身体唯物主义 |
| 一、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 |
| 二、解放感官 |
| 三、两种蜕变方式——彼此的自我实现和超人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主体的意义探寻:重塑人生的意义 |
| 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 |
| 二、在不同时代的色调对比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
| 三、幸福与爱——人生意义的归宿 |
| 第三节 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
|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假的共同文化 |
| 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民主团结与合作共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
| 一、开辟了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 |
|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
|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二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限度 |
|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 |
| 二、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积极汲取多种理论资源,以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紧密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
| 二、积极投身生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三、着力破解邪恶、恐怖、虚无主义等重要现实文化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生态危机现实困境促逼反思发展模式 |
|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促进建设美丽中国 |
| (三)唯物史观时代使命促使重构生产力论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学术史发展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研究回顾 |
| (四)学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产力的生态内涵 |
| 第一节 征服论生产力生态维度的缺失 |
| 一、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现实根据 |
| 二、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认识根源 |
| 三、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思想根由 |
| 第二节 生产力应有生态内涵意蕴阐释 |
| 一、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基本前提 |
| 二、生产力生态内涵发掘基本维度 |
| 三、生产力生态内涵阐释基本依据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内涵及其价值阐发 |
| 一、生产力的生态整体主义之审视 |
| 二、生产力的环境发展共赢之审度 |
| 三、生产力的主观客观协调之审思 |
| 第二章 生产力的生态要素 |
| 第一节 生产力要素构成分歧依据辨析 |
| 一、基本要素论支持依据 |
| 二、多要素论的支撑理由 |
| 三、系统要素论内在根据 |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要素生态意蕴辨识 |
| 一、劳动者的生态底蕴挖掘 |
| 二、劳动对象生态意蕴揭示 |
| 三、劳动资料生态向度阐释 |
| 第三节 生产力要素生态蕴含辐射价值 |
| 一、科学技术生态功能审度 |
| 二、教育本质绿色维度审视 |
| 三、人类生态意识深层提升 |
| 第三章 生产力的生态结构 |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结构类型演进分析 |
| 一、两种生产的生态要义 |
| 二、三种生产的生态旨趣 |
| 三、全面生产的生态向度 |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蕴含解析 |
| 一、自然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 |
| 二、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 |
| 三、人口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 |
| 第三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价值剖析 |
| 一、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
| 二、生态安全的两型社会 |
| 三、生态惠民的民生目标 |
| 第四章 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 第一节 三重领域生产力生态功能挖掘 |
| 一、自然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 二、劳动生产力的生态功效 |
| 三、社会生产力的生态使命 |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象解读 |
| 一、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实表现 |
| 二、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原因剖析 |
| 三、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破解路径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现实借鉴价值 |
| 一、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 |
| 二、土地修复与生态农业 |
| 三、空间优化与绿色城乡 |
| 第五章 生产力的生态标准 |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历史参照缘由 |
| 一、生产力技术标准的反思 |
| 二、生产力经济标准的反省 |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的确立 |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时代评价尺度 |
| 一、生产力生态标准评价依据 |
| 二、生产力生态标准解读举要 |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评判原则 |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现实践行意义 |
| 一、自觉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 |
| 二、积极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 |
| 三、积极推进节约型社会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与课题研究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异乡人、现代化与身份认同：论台湾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兼谈毕业作品《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台湾青春电影发展概述 |
| 一、台湾青春电影发展历程 |
| (一)学生电影时期:台湾青春电影的开端 |
| (二)新电影时期:台湾青春电影的高潮 |
| (三)后新电影时期:台湾青春电影的发展 |
| (四)太超过世代:台湾青春电影的突破 |
| 二、台湾青春电影中怀旧情结归纳 |
| 第二章 台湾青春电影中的怀旧情结演变 |
| 一、台湾新电影时期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
| (一)背景:国民党迁台、城市化进程 |
| (二)怀旧主体:思乡的异乡人 |
| (三)“我不是我”:身份的丢失 |
| 二、台湾后新电影时期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
| (一)背景:现代化的高歌猛进 |
| (二)怀旧主体:异化的城市青年 |
| (三)“我是谁”:身份的迷茫 |
| 三、太超过世代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
| (一)背景:社会长期稳定 |
| (二)怀旧主体:失意的普通青年 |
| (三)“我是我”:身份的认同 |
| 四、台湾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演变对比 |
| 第三章 台湾青春电影怀旧情结的影像书写 |
| 一、声音:加强怀旧表达的力度 |
| (一)经典歌曲嵌入 |
| (二)方言与普通话并用的对白 |
| 二、色彩:凸显怀旧的存在样式 |
| 三、叙事时间:怀旧情结的承载 |
| 四、符号:怀旧情结的隐形书写 |
| 第四章 台湾青春电影怀旧表达的未来展望 |
| 一、台湾青春电影怀旧表达现存问题 |
| (一)同质化的怀旧内容生产 |
| (二)缺乏深度的“小历史”叙事 |
| (三)总结 |
| 二、关于台湾青春电影怀旧表达的发展建议 |
| (一)增加未来时空的表达 |
| (二)突破同质化叙事主题 |
| (二)与民俗文化相结合 |
| (四)寻找有效的新媒体营销方式 |
| (五)“北上”寻求合作,打造“两岸电影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毕业设计作品《20+》策划案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0.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
| 1.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出台的背景 |
| 1.1.1 韩国国内局势的迫切需要 |
| 1.1.2 朝鲜半岛战略环境的改变 |
| 1.1.3 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的实施 |
| 1.1.4 中美大国矛盾“博弈”的日趋激化 |
| 1.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内容 |
| 1.2.1 和平共存 |
| 1.2.2 共同繁荣 |
| 1.2.3 三大目标 |
| 1.2.4 四大战略 |
| 1.2.5 五大原则 |
| 1.3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践过程 |
| 1.3.1 恢复南北沟通渠道 |
| 1.3.2 建立政治和军事信任 |
| 1.3.3 加强经济与体育合作 |
| 1.3.4 促进人道主义合作 |
| 1.3.5 推动朝美领导人会晤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特征和评价 |
| 2.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特征 |
| 2.1.1 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和平发展 |
| 2.1.2 寻求核冻结是半岛无核化的入口 |
| 2.1.3 实施双轨战略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
| 2.1.4 强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主导性 |
| 2.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评价 |
| 2.2.1 政策内容较全新 |
| 2.2.2 政策实施较坎坷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否定之否定 |
| 3.1 新千年后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 |
| 3.1.1 金大中政府“阳光政策”的“肯定” |
| 3.1.2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的“肯定” |
| 3.1.3 李明博政府“无核、开放、3000”政策的“否定” |
| 3.1.4 朴槿惠“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的“否定” |
| 3.1.5 新千年后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比较 |
| 3.2 文在寅政府对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 |
| 3.2.1 文在寅政府对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对朝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
| 3.2.2 文在寅政府对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的借鉴与抛弃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和出路 |
| 4.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 |
| 4.1.1 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 |
| 4.1.2 助推了朝美关系改善 |
| 4.1.3 呼应了中国半岛政策 |
| 4.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障碍因素 |
| 4.2.1 朝鲜因素 |
| 4.2.2 美国因素 |
| 4.2.3 国内因素 |
| 4.3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出路 |
| 4.3.1 强同盟，促对话 |
| 4.3.2 推动国际合作 |
| 4.3.3 争取国民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词 |
| 导论 |
| 一 人文主义:历史·内涵·成就 |
| 二 战后思想论争中人文主义遭遇的挑战与嬗变 |
| 三 英国人文主义,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及现实主义小说传统 |
| 四 三位英国女作家及其(自由)人文主义立场 |
| 第一章 默多克的道德人文主义 |
| 第一节 抗击“唯我论”:与萨特存在主义思想观念的交锋 |
| 第二节 爱若斯归来:作用于“视像”的内向性道德努力 |
| 第三节 走向神秘主义:对人文主义深层立场的改写 |
| 第二章 德拉布尔的文学人文主义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女性人物的主体塑造 |
| 第二节 光辉灿烂的生活之路:“后现代转向”与人文主题拓疆 |
| 第三节 主体重构与他者伦理:跨文化跨时空的人性联结 |
| 第三章 史密斯的新自由主义人文主义 |
| 第一节 预响的警钟:《白牙》与尼采反自由主义思想的对话 |
| 第二节 “唯有联结”:从“9·11”到《论美》的自由主义辩护 |
| 第三节 小说形式新辩:传统风格的回归与后现代现实主义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致谢 |
（9）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PEΦEPA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成立的背景 |
| 一、俄罗斯多党制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政权党”在俄罗斯的产生与演进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初创时期 |
| 一、两大中派组织的对抗阶段 |
| 二、三大政治组织的合并阶段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上升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波动阶段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危机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低谷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革新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新发展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实践新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概况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基本价值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使命、目标和任务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 |
| 四、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
| 五、对统一俄罗斯党组织概况的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
| 一、中央领导机关关系的协调 |
| 二、党主席的设置 |
| 三、普京党内核心地位的强化 |
|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加强与巩固 |
| 一、左右翼之争引发党内团结问题 |
| 二、党内俱乐部的产生加深统俄党分裂的隐患 |
| 三、意识形态平台的完善力求增强党内团结 |
| 第四节 外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青年近卫军”的形成与发展 |
| 二、“青年近卫军”主要作用 |
| 三、“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的评价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愈发重视政党革新 |
| 一、政党革新的方向是打造现代化“数字政党” |
| 二、政党革新的重点在于党内外交流沟通体制的完善 |
| 三、政党革新的目标是保持全国的优势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初始阶段:中派主义思想 |
| 一、中派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二、中派主义的主要内涵 |
| 三、对中派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主权民主思想 |
| 一、主权民主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
| 二、主权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主权民主思想的评价 |
| 第三节 成熟阶段:俄罗斯保守主义 |
| 一、俄罗斯保守主义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 二、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四节 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探索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政策 |
| 一、巩固国家基本制度 |
| 二、构建负责任的政府 |
| 三、保障俄罗斯的统一与安全 |
| 四、完善大国外交战略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经济政策 |
| 一、维护现行经济制度,支持执政当局的经济战略 |
| 二、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构建公正的税收体系 |
| 三、构建旨在提高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社会政策 |
| 一、提高收入水平 |
| 二、完善医疗系统 |
| 三、改善住房条件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文化政策 |
| 一、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
| 二、提升科学技术的水平 |
| 三、保存和培育民族文化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政策主张的分析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 |
| 一、长期控制国家杜马 |
| 二、历届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
| 三、牢牢掌握地方权力 |
| 四、统一俄罗斯党优势地位形成的原因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 一、在党政关系层面,统俄党控制和监督中央和地方权力 |
| 二、在政党关系层面,统俄党协助执政当局对抗反对派 |
| 三、在党社关系层面,统俄党是连接当局和民众双向沟通的桥梁 |
| 四、在政党外交层面,统俄党为俄罗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问题 |
| 一、党内关系复杂 |
| 二、缺乏自主性 |
| 三、政党形象不佳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趋向 |
| 一、统一俄罗斯党面临的最新形势 |
| 二、统一俄罗斯党最新立场的分析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未来走向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
| 一、政党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 二、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 |
| 三、政党要合理协调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
| 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政党的核心课题 |
| 五、政党建设应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菊及答辩情况表 |
（10）虚拟受限股制度在华为实践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2章 虚拟受限股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股权激励概念界定 |
| 2.1.2 虚拟受限股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企业融资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股权激励的主要形式 |
| 2.3.1 虚拟受限股 |
| 2.3.2 股票期权 |
| 2.3.3 限制性股票 |
| 2.3.4 股票增值权 |
| 第3章 虚拟受限股制度在华为实践中的应用现状 |
| 3.1 华为采取虚拟受限股制度的背景 |
| 3.1.1 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行业特点 |
| 3.1.2 华为公司创立初期的经历 |
| 3.1.3 虚拟受限股制度的政府监管 |
| 3.2 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虚拟受限股 |
| 3.2.1 全员持股阶段 |
| 3.2.2 虚拟受限股阶段 |
| 3.2.3 饱和配股阶段 |
| 3.2.4 时间单位计划阶段 |
| 3.3 发展中的华为虚拟受限股 |
| 3.3.1 华为的快速发展与资金需求 |
| 3.3.2 与中兴公司的激烈竞争 |
| 3.3.3 人力资本的吸引与保持 |
| 3.3.4 研发投入与技术优势 |
| 3.3.5 国际化的华为与虚拟受限股 |
| 第4章 虚拟受限股在华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优化措施 |
| 4.1 虚拟受限股在华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1 虚拟受限股在华为融资体系中的日渐鸡肋 |
| 4.1.2 虚拟受限股对员工管理的消极影响 |
| 4.1.3 高额分红导致现金支付压力大 |
| 4.1.4 虚拟受限股对实股上市的障碍 |
| 4.1.5 缺少虚拟受限股监管制度 |
| 4.2 华为公司虚拟受限股制度的优化措施 |
| 4.2.1 重新平衡虚拟受限股内部融资与其他融资渠道 |
| 4.2.2 改善企业文化建设 |
| 4.2.3 锁定虚拟股票的分红时间 |
| 4.2.4 设立更加透明的财务与非财务披露制度 |
| 4.2.5 加强虚拟受限股监管制度的建设 |
| 第5章 虚拟受限股在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应用建议 |
| 5.1 虚拟受限股在民营高科技企业初创期的实施策略 |
| 5.2 虚拟受限股在民营高科技企业快速增长期的实施策略 |
| 5.3 虚拟受限股在民营高科技企业成熟期的实施策略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新千年全球经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D]. 岳雪.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异乡人、现代化与身份认同：论台湾青春电影的怀旧情结 ——兼谈毕业作品《20+》[D]. 杜雨婷. 河南大学, 2020(06)
- [7]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与趋势[D]. 孙玉祥. 延边大学, 2020(06)
- [8]“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 [9]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
- [10]虚拟受限股制度在华为实践中的应用研究[D]. 汪睿. 南昌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