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中后期（本文概指嘉道时期），吏治日趋败坏。个中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当不外乎存在于官僚队伍中整体素质的滑坡、贪婪的加剧、仕进的艰难、高官的“失察”等四个方面；而从宏观角度来讲，在皇帝、官僚、社会三个方面存在的诸多积弊与吏治的败坏同样互为因果、息息相关。由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吏治状况败坏的偶然性及必然性。
关键词：嘉道吏治崩坏贪腐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5-0039-04
有清一代，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趋于腐朽，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在这复杂的原因中，既有清代乃至历代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性的原因，也有此一时期具体的、特定的原因。共性的原因多为表面的、浅层次的，而特定的原因则多为内在的、深层次的。当然，这种对比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前者的历史必然性往往大于偶然性，而后者的历史偶然性则一般又要多于必然性，但无论谁多谁少，这种必然与偶然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嘉道时期导致吏治败坏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恰恰反映了当时清朝国势下行大背景下官吏行为不法的必然走向，而在宏观历史演进中存在的官吏贪腐的客观环境及氛围，又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个案中受到细微因素的规制，从而表现出与个案特点相吻合的一面。认识到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嘉道时期贪腐案发生的表层及深层特征、若干特殊案件发生于此时而非彼时的原因之所在、贪腐案在嘉道时期所处的位置及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状况的互动并进而探究其与清代历史走向之间的联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官僚素质的滑坡
嘉道时期在清代可以构成一个区别于其它各朝的整体，其时代特点显然不同于清代其余各时期。龚自珍读《春秋》论史，将其概括为衰世：
世有三等、三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氏暗喻当时是有别于治世与乱世的衰世，并进一步指出衰世的外在特征与治世颇相类似，但在实质层面上，二者相去甚远。至于导致衰世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人才的匮乏，龚自珍用这种夸张的笔法描述了朝野乏才的窘况，其真实想法则在于人才实际并不缺少，而在于处处受到排挤，不见容于朝廷、不见容于社会、不见容于同僚，有才者报国无门，此类人等与清廷离心离德自可想见，常此以往，则乱局不远矣！
龚自珍的看法既有他对时局的观察，又有他对自身遭际的感受，虽然未必尽然全面，但是毕竟也代表了当时部分目光敏锐的士人的心声。相对地，与部分有良知而又忧国忧民的士人相比，当时存在于官僚士大夫群体中更普遍的倾向则是道德素质的普遍滑坡，龚自珍对此也有过精辟阐述：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闭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齐，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
龚自珍的该篇文章非常经典，首先从理论上诠释了官僚知耻的重要性以及在官场保持令名之不易，继之则形象而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存在于官员中的种种疲态或丑态。官僚们或是只知营求自己的私利，或是无视政务繁剧、整日自我陶醉，汲汲计较于个人小利，对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则毫无挂念，全视之为与己无干。
除道德素质出现滑坡外，官僚们的能力素质也呈下降态势。若全面比较嘉、道两朝与康、雍、乾诸朝统治集团人员的能力，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皇帝个人的执政素质，还是群臣的辅政能力，可谓高下立判。马戛尔尼使华时曾说：
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而数十年后，当这艘战舰上已经没有了“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时候，“纪律和安全”亦荡然无存了。马戛尔尼的预言，实现了。
二、官民贪婪的加剧
清廷在选官时基本的取向是重科举、轻异途，这样做主要是基于确保官员队伍质量的考虑，因为异途官的主体为捐纳官，这些人出钱捐官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图利，所以上任之后必然肆行侵贪，进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即“彼辈以官为贸易，略一侵吞钱粮，已逾原捐之数。明效输将，暗亏帑项”。清廷对此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出此下策，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群体的贪婪性剧增，吏治状况亦更加败坏。
在贪腐各原因中，多为体制性因素，只有官僚阶层道德素质滑坡属于个体性因素，而道德素质的滑坡更多地是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在实质层面上其所体现出的则是官吏的贪婪。对此，洪亮吉曾有过深刻的论述：
守令，亲民之官也。一守贤则千里受其福，一令贤则百里受其福。然则为守令者，岂别有异术乎，亦惟视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它也。及羽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矣，于是为守令后，其心思知虑。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媪保，于得缺之时，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陃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朋友，奴仆媪保者，又各挟溪凿难满之欲，助之以谋利。于是不幸一岁而守令数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且有为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诮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无术者。
洪氏的这篇时评，以其切身经历，将乾、嘉之际官风的移易娓娓道来，生动地刻画出官员们从胸怀报国安邦之志到只知营私牟利的复杂转变，并同时指出官员的周边人等如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媪保等在这一转变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其所反映的不仅是官风的变化，更可见民风的日渐趋利，此正如洪亮吉在另一篇上嘉庆帝的奏疏中所说的“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更为可怕的是，在官僚队伍中，仍有少数公忠廉能者，但他们反而受到大多数同僚的嘲笑，上级官员亦视之为不识时宜者，处处加以排挤，如是，则导致贪婪之风愈演愈烈。
三、官员仕进的艰难
对于官员队伍的建设，清朝统治者总体上是比较重视的，雍正皇帝对此曾阐述道：“从来为政在乎得人，书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盖贤才登进，在位者多，则分猷效职，庶绩自能就理，而民生无不被其泽也”。在清代，选官的途径多种多样，大体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等。总体而言，清政府的官员职位较为固定，所以数量也相对稳定，少有增加，如此一来，随着待选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满洲亲贵群体的繁衍，官员任用及晋升领域中“僧多粥少”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的，龚自珍对此也有过一番阐述：
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累然终日，不肯自请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其始也，犹稍稍感慨激昂，思自表见；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
以上论述明确指出了存在于官僚队伍中的一大弊病——论资排辈，在官员晋升之途中，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资历之深浅，而辛勤劳苦、汲汲于政务，则往往不及。龚氏并举例若从始宦到官至极品，即便顺利者亦需30年以上，照此状况，久而久之，官员自然以事少避祸为先，而于政务之操劳，全不在己念之中。
针对此种弊端，清代不乏有人提出过应对之道。早在康熙年间，陆陇其就曾指出：
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无穷，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给无穷之才，前后相守，历岁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势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乐于其职，而不见有升转之难。未仕者安于在下，而不觉其选授之迟，上之人徐择而用之。才愈多则官益得人，用之愈迟，则天下之才，益磨厉而有以效于上，故鼓舞之道得、则壅滞之端泯。善用才者，患无以鼓舞之，不患无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时，不闻有壅滞之患者，无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后世之人才，非加多于三代也，建官非加少于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滞者，无他，鼓舞之道失焉耳。
陆氏的此番见解，从理论上来讲，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却显然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所谓“鼓舞”，具体如何施行之，现实效果又如何，一概没有涉及，而且若说此一问题在清前期尚不严重的话，愈到后来则形势愈趋恶化，官员候选人员数量的增加与职位有限这一矛盾也日益地尖锐起来。
官员在职务晋升上的艰难导致其贪腐可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为了营求进一步的晋升机会，需要大量的银钱，用以向上级行贿，用以与同僚间的应酬，用于官场上的交际，如此一来，官员们贪赃营私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二是官吏们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放弃在仕宦之路更上一层楼的愿望，转而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千方百计地榨取公私财富，这一点在低级官员和吏役群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说官员因升发无望而贪腐对政权的威胁是潜移默化、渐进式的，那么官员若因对政权失望而另起炉灶，其威胁无疑更为直接、更为猛烈。
清代，在构成官僚权力的各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满洲亲贵集团，概因最高统治集团始终坚守“满汉分际”的信条，未肯将大权分假他人，虽然随着时间推移，汉人出仕越来越多，但其主要集中在中低级官员群体。在中央机枢之位及各省督抚中，仍是以满人为主体，这一状况直至咸丰朝以后因应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才出现了实质改变。一方面，统治集团因自身数量上的劣势而对占多数的汉人始终怀有强烈的戒心，所以对于汉族人才基本上采取控制使用的方针；另一方面，由于满洲亲贵占据了相当多的职位，所以多数汉族士子的仕路不可避免地出现拥塞，再加之才华之士屡试不中，与众多不得志的官员共同构成统治集团中的边缘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清廷或无反心，但却难保并无异心，乃是清廷统治维系的一股潜在威胁。由于满洲官僚长期养尊处优，所以德才兼备者愈来愈少，而占据要津者却多颟顸无能之辈，这正与大量汉族士人被闲置形成鲜明对照。人才的积压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有论者曾言：“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
以形成于咸丰年间的曾国藩幕府来看，先后就有刘蓉、郭嵩焘、郭昆焘、左宗棠、李瀚章、李鸿章、李元度、薛福成、吴汝纶、赵烈文、李善兰、容闳、丁日昌、汪士铎等四百余人，其中共出了26名督抚、堂官，52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以能力论之，曾国藩班底的人才无论是运筹帏幄、鏖战沙场还是理财行政，都不乏好手。若无此诸人出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权于咸丰年间倾覆亦未可知，而其后数十年间清廷统治的维系亦颇有赖之。这些人多成长于道光朝，若循当时既有仕进之途，相当多数绝无走通之理，设想如曾国藩未将其收入幕府并屡加保荐，难保不会有人走向清廷的对立面，成为既有统治秩序的反动，即所谓：
当只有少数人拥有权力、财富与特权，而大多数人却与这些酬赏无缘，那就必然要产生紧张与仇恨。这种仇恨进一步触发了那些没有权力、声望与财富的人对占有这些资源的人进行冲突……当那些处于等级低下的人很少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或进入新的阶级……或身份群体时，必然使仇恨积累，那些失去了开拓获取资源之路机会的人会变得桀骜不驯，并随时准备对传统权威的社会发起挑战。
可见嘉道时期清廷人才拔擢机制的腐朽作为吏治败坏的一个方面，也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自然愈发地常见起来。
四、官员的纵容及“失察”
嘉道时期的官员贪腐除道德素质滑坡及晋升前途黯淡等内部原因外，其外部原因同样不容忽视，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官员对吏役及家人婪赃枉法行为的纵容及“失察”，这导致存在于官员群体中的贪腐现象愈演愈烈。
此一时期涉及该类的案件大体如下：
嘉庆元年山东乐陵县知县焦德芳纵容子婿曲法婪赃案；
嘉庆元年山西汾州府知府张力行与伊子张情田通同婪赃案；
嘉庆二年江西临川县知县李锡百收漕任听家人书役婪赃滋弊案；
嘉庆三年齐河县知县谢云和听信家人指差索诈侵蚀舞弊案；
嘉庆四年山东鉅野县知县舒元炜承审命案任由书差受贿舞弊案；
嘉庆七年署福建平和县署平和营游击黎侍舜失察得赃案；
嘉庆七年湖北公安县知县张统绪任听书役等剋扣堤费案；
嘉庆七年署贵州安平县知县杨心裁纵役派累征收秋粮勒收银两案；
嘉庆八年署福建武平县知县胡振远、张镔失察县书得贿匿案；
嘉庆九年署湖南湘潭县知县周宁远徇纵家人差役索借串诈案；
嘉庆九年湖北京山县知县陈春波任听县书勒索串诬案；
嘉庆十年西宁道福永听从家人乌尔滚怂恿得赃案；
嘉庆十年浙江遂昌县知县刘绍瑨失察家人诈赃案；
嘉庆十年福建漳州府云霄同知蔡应聘失察书役串诈分赃案；
嘉庆十一年署北河通判廖雯菁纵容吏役勒索使费案；
嘉庆十一年直隶官员失察虚收税银案；
嘉庆十二年安徽建德县知县张象鼎纵容家丁书役浮收漕米案；
嘉庆十二年署左副都御史初彭龄家人邓二得贿干讼案；
嘉庆十三年四川川东道胡稷纵令家人索财案；
嘉庆十三年署陕西汉阴厅通判耿佐擅自词讼纵容书役索诈累民案；
嘉庆十四年山东布政使吴俊失察书役侵欺银两案；
嘉庆十四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润祥失察家人犯赃并包揽词讼得受钱文案；
嘉庆十四年山西临晋县知县程安听任书役串通舞弊假装银鞘案；
嘉庆十四年直隶滦平县知县和忠阿听书吏冀存义渔利卖夫案；
嘉庆十五年广东和平县知县蹇滋善失察书吏捏信借贷银两案；
嘉庆十六年江苏武进县知县周宗泰经征漕米未能约束书役浮索婪赃案；
嘉庆十六年山西县役李章听从门丁诈赃酿命潜逃案；
嘉庆十六年直隶无极县知县王中枚失察衙役索诈逞凶反滥刑无辜案；
嘉庆十六年湖北崇阳县丁忧知县梁有源任听刑仵受贿捏报案；
嘉庆十七年山西黎城县知县刘汝舟听任丁役诈赃酿命潜逃案；
嘉庆十七年江苏震泽县历任知县失察县书舞弊侵收钱粮案；
嘉庆十七年安徽望江县粮书龙岐华等将缓征漕米减半征收知府不办案；
嘉庆十七年阿克苏办事大臣那彦宝、范建丰失察钱局积弊并家人犯赃案；
嘉庆十七年江苏震泽县知县呼延名扬失察柜书李继祖侵收钱粮案；
嘉庆十七年山东章邱县书漏造实册、勒折浮收漕粮官员徇纵袒护案；
嘉庆十八年江西永宁县知县刘道源纵容官亲书役浮收多款案；
嘉庆二十年河南藩司诸以谦失察家人违例捐官案；
嘉庆二十二年河南巡抚文宁纵容家人勒索规银案；
嘉庆二十二年陕西永寿县知县胡长庆任听家丁书役勒索案；
嘉庆二十四年浙江乌程县知县彭志杰回护县书李振玉等冒领库项银两案；
嘉庆二十四年山西徐沟县典史金衍瑛容隐家人索诈分赃案；
嘉庆二十五年海州知州师亮采失察家人书役短发谷价索赃案；
嘉庆二十五年陕甘副都统法礼哈失察富英等借贷银两案；
嘉庆二十五年山西繁峙县知县谢文荣失察门丁交结绅士撞骗得赃案；
道光元年广东增城县典史赵孔耀籍案婪赃知县熊学源漫无觉察案；
道光元年署安徽宣城县知县王为金失察库书侵盗朦官以铁块掉换钱粮案；
道光二年署安徽宁国府知府恒山等失察差役受贿毁匿交代案；
道光三年广东化州知州周岱承审命案任刑书舞弊毫无觉察案；
道光三年浙江诸暨县知县鹏图失察书吏石廷候等舞弊案；
道光四年江苏丰县知县德丰失察衙役门丁串讼诈赃案；
道光五年署广西平乐县知县常煜失察差役诈赃诬告案；
道光八年浙江桐庐县知县徐正煌失察丁书钟五等违例派买仓谷案；
道光十一年山东平阴县知县朱龙鼎、委员试用知县胡炯失察捕役索诈案；
道光十七年山西大同府知府珠澜纵容家人串行霸市案；
道光二十年山东峄县知县于芳失察丁役籍案得赃案；
道光二十年四川盐源县知县陈嘉谟失察丁役诈扰土司案；
道光二十年四川成都府知府谢兴峣失察丁役官亲人等撞骗索赃案；
道光二十年福建罗溪县丞许兆榕信听胥役藉端索诈案；
道光二十年署福建惠安县知县陈偕灿任丁索诈案；
道光二十年山东登州府同知游昌炳失察丁差籍端诈赃案；
道光二十二年湖北房县知县施仲鳞纵庇书役勒折浮收案；
道光二十二年乌什粮饷章京富海失察乌什粮饷局书吏侵盗库贮银钱案；
道光二十四年湖北郧县知县梁治旭失察书役诈赃案；
道光二十九年宗人府左宗人固山贝子绵岫失察旗员侵欺仓库钱粮案。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共有64件个案。由这些个案，大体可作如下判断：官员失察或纵容的对象分别为亲属、家丁、吏役三类人，一般而言，对于前两类人员，纵容的情形比较多，对于后一类人员，失察的案例则较为常见。就时间段来看，嘉庆朝前中期，纵容犯法的案例较多，而自嘉庆朝后期至道光朝，失察的案例则有显著增加。在上述这些个案中，常可见“听从”、“任听”、“纵容”等词汇，这进一步地证明了官员周边人等的贪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官员本人授意或至少是默许下发生的。所以在实质上，可将这些人员的行为认定为官员贪腐的延伸或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失察似可作两种解读：一则确为官员渎职，以至未能觉察周遭人员不法；二是“失察”仅是作为官员本人脱罪的一种托辞，而实际上其对于此或是有所与闻，或是参与其间的。事实上，“失察”与纵容仅在一线之间而已。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失察案例都是官员力图卸责，例如嘉庆十二年（1807）“署左副都御史初彭龄家人邓二得贿干讼案”就确系初彭龄失察之误，而且此案也是初彭龄自行纠查并上奏的，但此种勇于自督自查的行为却并不多见。
以上系从具体领域对清中后期（嘉道时期）吏治崩坏原因进行的探析。若从宏观时代背景来进行观察，同样可以看出所存在的诸多积弊，此点与吏治的败坏息息相关。
首先，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嘉庆帝与道光帝在执政理念上都偏向于谨慎、保守，他们恪遵祖训、牢守成法，对于当时之积弊，虽间或有整顿治理之意图，然稍遇阻滞，即中途而辍，与乃祖们为求治而以坚忍意志厉行进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都堪称勤政，但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局限，极度缺乏一名杰出政治家所必备的宏大魄力与坚忍毅力，使得其治国理政未免事倍功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但与开创盛世的康、雍、乾诸帝相去甚远，即与晚清试图变革诸帝亦有些许差距；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嘉、道二帝的个人生活都堪称皇帝俭朴之楷模，迥不同于乾隆帝之好大喜功及晚清统治者的骄奢。
其次，当时的官僚队伍也充斥着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习气，即以嘉、道两朝机枢重臣而言，如王杰、董诰、朱珪、庆桂、曹振镛、穆彰阿等，均属谨小慎微、重视小节之人，其间虽不乏陶澍、林则徐等能臣，但却始终未能尽展其才，难成主流，而这也正是嘉、道二帝用人取向的必然结果，上层即复如此，整个官僚队伍的保守化自是不免，类似描述在史料中并不鲜见。比之前或之后诸朝，此一时期官员政风偏软，缺乏开拓性，然亦形成自身固有之特点。
再次，就社会状况来说：嘉道时期的特点前不同于“康乾盛世”、后不同于“晚清乱世”。康乾时期，文治昌盛，武功赫赫，经济繁荣，库贮充盈，人口激增，社会安定，吏治尚好，堪称盛世之名；晚清之时，外战累败，割地赔款，经济凋敝，吏治腐败，民变蜂起，府库空虚，民不聊生，实足乱世之态。而嘉道时期虽在表面上保持了康乾时期的发展态势，经济平稳发展，人口更是增加一亿有余，自白莲教起义后，社会也并未出现大的动荡；但在实质层面，此一时期社会矛盾呈现激化之势，官府与百姓的对立加剧，吏治日趋腐败，武备废弛，河工、漕运、盐务等领域的积弊日深，社会风尚也正偏离传统规范的要求而趋向奢靡，流民日众，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会党活动频繁，边疆地区开始出现动荡，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问题日益凸显，农民和小生产者深受其害。在光鲜的外表之下，支撑社会运转的内在元素已开始实质朽坏，此一时期既是乾隆后期矛盾的发酵期，又是晚清危机的酝酿期，各种矛盾的日益累积，直至道、咸之际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凡此种种，在在显示出嘉道两朝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的独特特征。
作者简介：赵亮（1980—），男，辽宁彰武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思政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清史和思想政治（上海，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