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中国战略大转向要“公平的经济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金春[1]（2021）在《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城市群集聚了大量人口和资本,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空间单元,中原城市群作为地处黄河流域的城市群之一,具有承东启西、贯穿南北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不仅有助于政府在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通过政策与管理联动实现生态保护的合作,还有助于从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中原城市群经济共同体,利用经济联动的市场机制协同城市群生态保护,实现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整体格局,既能为中原城市群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也能为黄河流域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本文研究内容:在对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程度进行测度时,本文从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确定权重,测度生态保护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依据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的机理,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程度。然后分析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采用核密度方法、马尔可夫链方法、莫兰指数法分析协同发展的动态演变趋势、长期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性。接下来选取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高级化、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因素,定性分析了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各因素对协同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实现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在2008-2018年期间,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程度不高,分别属于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衡型、轻度失衡型、中度失衡型、严重失衡型,核心发展区各城市（郑州市等13个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要高于联动辐射区城市（安阳市等16个城市）。两者的差距先呈现出缩小趋势,后呈现出扩大趋势。从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来看,协同发展中等偏高的城市的比例呈现出先降低后增长态势;协同发展的集中程度呈现出上升现象,分散程度逐年降低,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差距逐年变小;协同发展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幅度不大;协同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或者多级分化的趋势。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流动性存在差异,各城市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转移大多发生在相邻状态中,跨越式发展的现象相对较少,各城市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集聚特征存在差异。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演化趋势是低水平强化,高水平弱化。若按照这种趋势变动,则协同发展差异将会持续存在,且短期内无法实现协同发展。协同发展存在正向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且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在影响协同发展的因素中,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高级化、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外商投资对本市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影响显着,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外商投资的空间滞后项显着。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发现: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外商投资对周边城市的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方向均为正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总效应显着,影响方向均为正向。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测度、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分析。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开出政策药方。本文的创新点:一是依据内涵从六个方面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角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将动态因子分析法应用于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赋权,本文在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评价指标赋予权重时,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使研究从静态分析层面深入到动态分析层面。三是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影响协同发展的因素,本文在测度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程度之后,又进一步探究了各个因素对协同发展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并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周冲[2]（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陈立刚[3]（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董小君,郭贝贝[4]（2021）在《美国推进WTO贸易规则改革的双重路径选择及中国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推进贸易规则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新格局,以美国利益优先为核心的贸易新规则,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陷入"结构性衰弱"。为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变革,美国采取了"体制外+体制内"双重路径的战略布局:一是体制外路径采取"渐进改革"方式,建立"双边多元"体制,重定未来贸易规则新蓝本;二是体制内路径采取"激进改革"方式,通过"无差别WTO"框架的颠覆性构建,取消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为新蓝本上升至多边贸易规则创造必要条件。面对这一变革,中国需把握改革方向、防范改革风险,推进WTO机构关键领域的改革,在自贸区推进"无差别WTO"压力测试,落实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国内本土化;同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探索与美国和睦相处的产业布局,塑造导向性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
宋月婷[5]（2021）在《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若想实现成功上市,可以借助壳公司实现,一方面促进了借壳双方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资源整合与配置,改善了公司当前发展现状,强化了企业竞争实力。借壳上市传入中国之后,很多公司都会倾向于选择该方式,它与IPO上市相比,更具有成功率、上市成本低、上市程序简单的特点,让更多的大中型企业看到了上市的希望。很多审批无法通过的企业,就会选择借壳上市方式,甚至不惜财务舞弊的风险,保障上市公司的地位。比如:曾经在2017年我国就发生了借壳上市的舞弊案件。该案件是由J集团牵头,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由于舞弊范围较大,舞弊手段比较隐秘,导致了本次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风险,影响了市场的有序发展。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基于“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案”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对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对策和建议。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章节:第一章节首先阐述了本案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学术成就,然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节梳理并概述了借壳上市和财务舞弊的相关概念、财务舞弊的主要方式和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特点及影响,以及防治财务舞弊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节是对本案的流程回顾和介绍,总结了J集团为实现借壳上市而造成的财务舞弊后果、特征以及影响;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案例集团借壳上市的舞弊方式,并运用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分析了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案的动因;第五部分是从内部治理、社会审计和外部监督三个角度对借壳上市财务舞弊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以制止财务舞弊;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总结。
田野[6]（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王毅[7]（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曲盛[8]（2020）在《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全面优化工控行业产品的营销策略,本文以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为研究对象,基于营销管理理论中的STP、4P以及顾客价值理论,在了解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销售所处的营销环境、产品竞争优劣势、市场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对客户进行细分,针对性的制定产品营销策略。研究发现LS公司虽然拥有工控精密加工设备市场的营销队伍和营销策略,并开辟了较为广泛的营销渠道,但随着国内外供求关系的变化,国外竞争者的大批进入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LS公司营销策略也存在运营成本高、渠道能力欠佳、缺乏系统完善的管理模式、营销人员绩效考核办法不佳、客户关系满意度调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优化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的营销策略,本文在对该产品所面临的竞争环境进行分析时,发现整个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行业的潜在进代入者较少、产品可替代性较低,利于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销售和运营的同时,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的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下游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不断提升,行业内多家厂商间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另外,通过对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的行业竞争分析,细分工控精密加工产品的客户市场,选定目标市场,进行市场定位,LS公司制定了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促销、定价等关键环节为重要抓手,努力创造顾客价值,并将所创造的价值传递给客户的营销策略。并在将客户进一步分为战略客户、重要客户和一般客户的基础上,从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层面进行营销策略制定。同时为保障所制定的营销策略能顺利落地,本研究还从组织结构、信息支持、激励制度和企业文化层面提出了几点保障措施。本文从实际出发,对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现阶段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以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对营销策略提出改进的方案和措施,帮助LS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收益,为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销售提供指导。
起鹏丽[9]（2020）在《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的提升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和根本,目前,我国在妇幼方面的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妇幼群体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县级妇幼保健院作为妇幼卫生工作保基本、强基层的枢纽机构,为了能更好的完成妇幼卫生服务面临的各种挑战,必须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其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及医疗技术水平,为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驾护航。而探索一套以医院的战略为导向,以维护医院公益性为前提,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县级妇幼保健院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M县妇幼保健院作为研究对象,在对该院目前的绩效考核工作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该院在绩效考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梳理和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进行大量文献阅读和研究后,选取与M县妇幼保健院目前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平衡计分卡（BSC）和关键绩效指标（KPI）对其绩效考核体系进行优化设计。结合县级妇幼保健院保健与临床相结合,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特点,以医院总体战略目标为导向,建立了一套以平衡计分卡（BSC）为框架,以关键绩效指标（KPI）为落脚点的“BSC+KPI”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共包括三个层级,一级指标为目标层,共有5个指标,二级指标为准则层,共有13个指标,三级指标为方案层,共有28个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分级确定。按照“医院→科室→职工”的方向,将绩效考核指标进行层层落实,使医院的战略目标能通过绩效考核得以实现。优化的绩效考核体系是对医院总体战略目标的分解,通过绩效考核,能使科室和职工不断提高自己的绩效,最终推动医院战略的执行与落地。同时,以“BSC+KPI”模式设计的绩效考核体系使考核指标既有关联性,又能突出考核重点,既重视短期目标,又注重长期目标,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最后,优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实施后,医院的医疗质量和运行效率都有所提高,患者满意度从92.1%提升至93.2%,平均住院日从5.9d降至5.56d。
吴凯[10]（2020）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途径有多种,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其中一种治理选择,但却愈发凸显其独特优势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取决于是否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理念、内容、方法、价值,贯穿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的全过程与各环节。尽管学界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和对策,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优势并未彻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仍处于弱场状态。研究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问题,不仅可以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跨学科视野,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推动作用,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的科学发展。第一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关系问题。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内考察网络舆论生态的要素与问题,网络舆论资源、网络舆论主体、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舆论生态的三要素,网络舆论生态是一项动态化的结构范式,要坚持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相统一的评价方法。网络舆论生态问题受多重因素影响,权力异化使网络舆论生态结构解域化,议题偏差使网络舆论生态控制虚饰化,话语冲突使网络舆论生态话语对立化。走向治理的网络舆论生态,除了要对治理概念进行辨正之外,还要确立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价值指向,提出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核心议题,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活动空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具有多样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分析理路、参与期待的多样呈现,涉及媒介文化融合、美好生活向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应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播的形式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不仅有助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所在。第二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价值判断。权力条件、议题目标、话语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聚焦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别于其它治理手段,它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具有传播正能量、双重的时空面向、依靠传播媒介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传播特点。作为一项治理措施,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入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新场域,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发展阶段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视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出场目标突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难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条件匡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多项认知测度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互动效应重塑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价值。推动信息交流、建立传播关系、引导参与行为、改善舆论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表现。第三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现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处于弱场状态,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缺少对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教育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参与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尚未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作目标追问。一旦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将会面临公众网络交往理性培育不足、网络舆论参与群体固化概率增加、间接抬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成本、网络空间不安全因素上升、难以遏制不良网络舆论风气、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较为艰难、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地位等风险威胁。“后真相”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时代状况,情感躁动的舆论归一、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另类空间的实践转向、仿真表演的价值隐退、幻影公众的主体缺场,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后真相”诱因。第四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践理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必须坚持指导性原则、价值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即坚持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彰显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重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过程理解、提升参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探索适合网络舆论生态运行的传播实践等五项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凝聚发展活力,了解舆论场的分类与要求,关注舆论场的知识生产与分化,在舆论场积极拓展时空境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把握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引领地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驱动作用,把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演化趋势。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建构创新主题,寻求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生态复归,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议题设置,促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空间生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叙事转向。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探讨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走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之后的未来思考。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尤其要关注网络舆论的问题,要回应网络舆论的伦理挑战,要重视网络舆论的感性传递,要成为网络舆论的“思想武器”。
二、2004中国战略大转向要“公平的经济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中国战略大转向要“公平的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生态保护 |
| 2.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1.3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测度 |
| 2.1.4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生态保护 |
| 2.2.2 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2.3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测度 |
| 2.2.4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3章 相关概念与相关理论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生态保护 |
| 3.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
| 3.1.3 协同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协同学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3 承载力理论 |
| 3.2.4 绿色经济理论 |
| 第4章 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
| 4.1 中原城市群概况 |
| 4.2 生态保护的现状 |
| 4.2.1 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的特点 |
| 4.2.2 生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3 生态保护测度过程 |
| 4.2.4 生态保护测度结果分析 |
| 4.3 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 |
| 4.3.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2 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过程 |
| 4.3.3 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5.1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
| 5.1.1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机理 |
| 5.1.2 协同发展测算方法梳理 |
| 5.1.3 协同发展测度模型的构建 |
| 5.2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测度结果 |
| 5.3 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
| 5.3.1 协同发展的动态演变趋势分析 |
| 5.3.2 协同发展的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
| 5.3.3 协同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影响机理分析与变量选择 |
| 6.1.1 影响机理分析 |
| 6.1.2 变量选择 |
| 6.2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变量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空间面板基本回归分析 |
| 6.3.2 空间面板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替换相关指标变量 |
| 6.4.2 替换空间权重矩阵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实现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2.1 合理进行环境规制 |
| 7.2.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强化科技创新的力度 |
| 7.2.4 促进金融发展 |
| 7.2.5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
| 7.2.6 完善外商投资环境监督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美国推进WTO贸易规则改革的双重路径选择及中国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美国推进贸易规则改革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动力 |
| (一) 内在因素:美国国内经济基础与政治生态的根本性变化 |
| 1. 经济发展中短期驱动不足且结构性问题突显 |
| 2. 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了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性 |
| 3. 国内政治生态分化激化了两党政治纷争 |
| (二) 外在动力:体制外霸权地位的挑战与体制内的“不公平”对待 |
| 1. 体制外: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下霸权地位的挑战 |
| 2. 体制内:美国正遭受其所谓的“不公平”对待 |
| 二、 战略布局:推动WTO改革的“体制外+体制内”双重路径 |
| (一) 体制外路径:建立“双边多元”体制,重定未来贸易规则蓝本 |
| (1) 奥巴马时期的区域主义的多边化。 |
| (2) 特朗普时期的“双边多元”体制。 |
| (3) 《美墨加协定》: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双边贸易协定新蓝本 |
| (二) 体制内路径:构建“无差别WTO”框架,颠覆多边贸易规则 |
| 三、 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改革的中国应对之策 |
| (一) 把握改革方向,推进WTO机构关键领域的改革 |
| (二) 防范改革风险,在自贸区推进“无差别WTO”压力测试 |
| (三) 把握规则变革,落实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国内本土化 |
| (四) 坚持创新驱动,探索与美国和睦相处的产业布局 |
| (五) 优化政策手段,塑造导向性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 |
（5）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借壳上市概念 |
| 2.1.2 财务舞弊概念 |
| 2.1.3 财务舞弊主要方式 |
| 2.1.4 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特征 |
| 2.2 相关理论介绍 |
| 2.2.1 财务舞弊动因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3章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案介绍 |
| 3.1 案例公司简介 |
| 3.1.1 J集团概况 |
| 3.1.2 A公司概况 |
| 3.2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案回顾 |
| 3.2.1 J集团借壳A公司的过程 |
| 3.2.2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处罚结果 |
| 3.2.3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特征及影响 |
| 第4章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分析 |
| 4.1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手段 |
| 4.1.1 虚增服务费收入 |
| 4.1.2 虚增贸易收入 |
| 4.1.3 虚构银行存款 |
| 4.2 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动因 |
| 4.2.1 道德品质因子分析 |
| 4.2.2 动机因子分析 |
| 4.2.3 机会因子分析 |
| 4.2.4 暴露可能性因子分析 |
| 4.2.5 惩罚力度可能性因子分析 |
| 第5章 防范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的对策 |
| 5.1 完善企业内部监管机制 |
| 5.1.1 加强管理层诚信建设 |
| 5.1.2 加强借壳方公司的内部控制 |
| 5.1.3 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
| 5.1.4 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
| 5.1.5 合理规划企业的发展战略 |
| 5.2 优化社会审计 |
| 5.2.1 加强审计人员的道德建设 |
| 5.2.2 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技术 |
| 5.2.3 加强审计机构的内部管理 |
| 5.3 增强外部监管 |
| 5.3.1 完善企业借壳上市监管法规机制 |
| 5.3.2 改进处罚方式与处罚力度 |
| 5.3.3 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8）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市场营销 |
| 2.1.2 市场营销策略 |
| 2.1.3 工业品营销与消费品营销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STP理论 |
| 2.2.2 4P营销理论 |
| 2.2.3 顾客价值理论 |
| 第3章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LS公司基本情况 |
| 3.1.1 LS公司发展历史 |
| 3.1.2 LS公司组织架构 |
| 3.1.3 LS公司产品分析 |
| 3.2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营销现状 |
| 3.2.1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现行渠道策略 |
| 3.2.2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现行价格策略 |
| 3.2.3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现行服务策略 |
| 3.2.4 LS公司经营现状 |
| 3.3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产品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 |
| 3.3.1 渠道运营成本还需控制 |
| 3.3.2 价格制定标准亟待完善 |
| 3.3.3 销售管理策略模式欠佳 |
| 第4章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环境与市场定位分析 |
| 4.1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的宏观环境 |
| 4.1.1 政治(politics)环境 |
| 4.1.2 经济(economy)环境 |
| 4.1.3 社会(society)环境 |
| 4.1.4 技术(technology)环境 |
| 4.2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的行业竞争分析 |
| 4.2.1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的竞争者分析 |
| 4.2.2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的竞争优劣势分析 |
| 4.3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市场定位 |
| 4.3.1 市场需求分析 |
| 4.3.2 市场细分 |
| 4.3.3 目标市场选择 |
| 4.3.4 市场选择 |
| 第5章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制定及保障措施 |
| 5.1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指导思想 |
| 5.2 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 |
| 5.2.1 客户分类策略 |
| 5.2.2 产品策略 |
| 5.2.3 价格策略 |
| 5.2.4 渠道策略 |
| 5.2.5 促销策略 |
| 5.3 营销策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5.3.1 组织结构保障 |
| 5.3.2 信息支持保障 |
| 5.3.3 激励制度保障 |
| 5.3.4 企业文化保障 |
| 第6章 结论与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基本理论 |
| 1.3.1 绩效的内涵 |
| 1.3.2 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 |
| 1.3.3 绩效考核常用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企业绩效考核相关研究 |
| 1.4.2 第三方机构对医疗机构进行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 |
| 1.4.3 医院绩效考核方法研究 |
| 1.4.4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现状、存在问题及分析 |
| 2.1 M县妇幼保健院基本情况 |
| 2.2 绩效考核体系现状 |
| 2.3 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的问题 |
| 2.4 绩效考核体系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3章 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的框架设计 |
| 3.1 优化的目标和原则 |
| 3.1.1 优化的目标 |
| 3.1.2 优化的原则 |
| 3.2 优化设计选取的方法 |
| 3.3 优化设计的流程和内容 |
| 第4章 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优化设计 |
| 4.1 制定医院的总体战略目标 |
| 4.1.1 医院战略环境分析 |
| 4.1.2 医院总体战略目标确定 |
| 4.1.3 绘制医院的战略地图 |
| 4.2 医院内部“BSC+KPI”绩效考核指标的设计 |
| 4.2.1 初选指标的内容及说明 |
| 4.2.1.1 学习与成长维度的指标 |
| 4.2.1.2 内部流程维度的指标 |
| 4.2.1.3 患者维度的指标 |
| 4.2.1.4 财务维度的指标 |
| 4.2.1.5 公益性维度的指标 |
| 4.2.2 初选指标的确定 |
| 4.2.3 绩效考核指标的最终确定 |
| 4.3 绩效考核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1 选取专家组成员 |
| 4.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1 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2 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3 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4 组合权重系数及目标值的确定 |
| 4.4 建立科室绩效考核指标 |
| 4.5 建立岗位绩效考核指标 |
| 第5章 M县妇幼保健院优化的绩效考核体系的实施和效果分析 |
| 5.1 实施过程 |
| 5.1.1 召开中高层会议进行讨论 |
| 5.1.2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 5.1.3 组织各级人员培训 |
| 5.1.4 全面实施 |
| 5.2 实施后的效果分析 |
| 第6章 总结和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指标权重系数专家咨询表 |
| 致谢 |
| 作者与导师简介 |
| 附件 |
（10）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思路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一、国内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二、国外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亟待解决的问题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网络舆论 |
| 二、网络舆论生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
| 第一节 网络舆论生态的要素与问题 |
| 一、要素的构成和评价 |
| 二、问题的三维镜像 |
| 第二节 走向治理的网络舆论生态 |
| 一、治理的概念辨正与前提 |
| 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内涵指向 |
| 三、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价值体现 |
| 四、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核心议题 |
| 第三节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多样性和全面性 |
| 一、治理主体、分析理路、参与期待的多样呈现 |
| 二、媒介文化融合、美好生活向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全面涉及 |
| 第四节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解读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三重诉求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使命丰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效益提升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效果 |
| 第二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价值判断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聚焦点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权力条件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议题目标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话语力量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传播特点 |
| 一、传播正能量 |
| 二、双重的时空面向 |
| 三、依靠传播媒介发生作用 |
| 四、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入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新场域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发展阶段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视野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出场目标突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难题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条件匡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 |
| 四、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多项认知测度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互动效应重塑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价值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 |
| 一、推动信息交流 |
| 二、建立传播关系 |
| 三、引导参与行为 |
| 四、改善舆论结构 |
| 第三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处于弱场状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缺少对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教育引导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参与不够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尚未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作目标追问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风险透视 |
| 一、公众网络交往理性培育不足 |
| 二、网络舆论参与群体固化概率增加 |
| 三、间接抬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成本 |
| 四、网络空间不安全因素难以控制 |
| 五、难以遏制不良网络舆论风气 |
| 六、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较为艰难 |
| 七、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后真相”诱因 |
| 一、情感躁动的舆论归一 |
| 二、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 |
| 三、另类空间的实践转向 |
| 四、仿真表演的价值隐退 |
| 五、幻影公众的主体缺场 |
| 第四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践理路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原则 |
| 一、指导性原则:坚持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 |
| 二、价值性原则:彰显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 |
| 三、系统性原则:重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过程理解 |
| 四、主体性原则:提升参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
| 五、发展性原则:探索适合网络舆论生态运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凝聚发展活力 |
| 一、舆论场的分类与要求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关注舆论场的知识生产与分化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积极拓展时空境遇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把握网络舆论工作格局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特征 |
| 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引领地位 |
| 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驱动作用 |
| 四、把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演化趋势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建构创新主题 |
| 一、寻求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生态复归 |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议题设置 |
| 三、促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空间生产 |
| 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叙事转向 |
| 结语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走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2004中国战略大转向要“公平的经济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原城市群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D]. 金春. 辽宁大学, 2021
- [2]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
- [3]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美国推进WTO贸易规则改革的双重路径选择及中国的应对[J]. 董小君,郭贝贝.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1(01)
- [5]J集团借壳上市财务舞弊问题研究[D]. 宋月婷. 沈阳大学, 2021(06)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7]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8]LS公司工控精密加工设备营销策略研究[D]. 曲盛. 吉林大学, 2020(01)
- [9]M县妇幼保健院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D]. 起鹏丽. 北京化工大学, 2020(02)
- [10]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D]. 吴凯.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