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与5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湘,孙长江[1]（2021）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广交会创办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1957年创办的广交会,是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绝佳视角。广交会是在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制度化平台;是中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展示窗口,肩负沟通中外、澄清海外反华谣言的重任。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反映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取向,中国政府还通过广交会还开展对外援助和展览会外交。客观地说,中国通过广交会实行的对外开放有限,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已是难能可贵了。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必须坚守"两个不能否定"的立场,相关判断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薛凤冠[2]（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Arslanbaatar Onontuya[3]（2020）在《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20多年来,中蒙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日趋稳定,两国外交关系日益增强,中国在蒙古国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逐年增加。自1999年开始,中国连续20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与文化交往的国家。截至2018年,两国贸易总额已高达85亿美元,中国占蒙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5.8%（出口总额的92.8%、进口总额的33.5%）。总而言之,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蒙古国的发展离不开中蒙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本文使用1949年中蒙两国建交至2017年两国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相关数据,在梳理相关理论及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VAR模型主要研究了中蒙两国双方关系的官方认知和民间认知对贸易的影响。首先,通过整理中国的352份《人民日报》,蒙古国的325份《真理报》、《政府信息报》等报纸对双方关系的相关报道,使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及马丁的语言评价范畴探讨中蒙两国官方对双方关系的认知及两国官方报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规律。根据中蒙两国官方报道的语言态度,将两国关系划分为四个时期:社会主义初期（1949年至1962年）、对立时期（1963年至1985年）、恢复时期（1986年至1989年）、重新发展时期（1990年至2017年）。不同时期两国官方报道语言态度的变化显示了两国外交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主义初期和对立时期中蒙两国官方对双方关系的认知具有差距。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来探讨中蒙两国民间认知,主要了解两国民间的交流程度,确定两国民间对对方国家以及双方关系的基本认知。调查结果显示,蒙古国民间同中国的交流程度较为普遍,而中国民间对蒙古国的交流较少。从两国民间对双方关系的认知来看,1950年至1960年间双方关系的总体评价上升,但1960年至1970年间下降到最低水平,1970年至1980年间开始恢复上升达到目前的水平。同时,中蒙两国民间认知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民间对双方关系的总体印象和期待比蒙古国民间更加积极。再次,本文整理了1950年以来中蒙双边贸易关系历程,探讨了两国贸易来往现状及双边贸易对蒙古国经济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在蒙古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从1995年以来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出口伙伴国,2011年以来第一进口伙伴,2017年出口额的85.6%、进口额的32.6%）,两国进出口失衡问题以及蒙古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对外贸易市场缺乏多元化等。最后,借助引力模型和VAR模型分析中蒙两国官方和民间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如何影响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研究结果发现,中蒙两国官方认知和民间认知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具有促进作用,两国官方和民间认为双方关系的态度越友好,双边贸易往来越繁荣。两国官方认知差距和民间认知差距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有反向作用,认知差距越大双边贸易越少。同时,结果发现中蒙两国部长级以上高层访问频次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示,中蒙两国高层领导人、社会各个领域的代表团相互访问频繁,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了双边贸易扩大。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的研究,有利于发展双方友好关系,深化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合作关系相关政策,提高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为民间组织的友好关系方面予以支持等有很深远的意义。
张倩[4]（2020）在《中日友好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日正式建交前,有碍于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中日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是以民间贸易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民间的交流形式带动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其中中日友好贸易是指六十年代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进行民间贸易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在50年代末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贸易方式的中断之后,中日在恢复中日关系的三原则的指导下,在1960年开启了友好贸易这一特殊的贸易方式。但是作为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中日友好贸易的开启恢复了中断了的中日贸易,为备忘录贸易的开启奠定了基础,最终与备忘录贸易一起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不同于其他的中日贸易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参与贸易的友好商社必须认同中国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可以与中国企业直接开展谈判进行贸易;但同时,这种强调政治因素的特征,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程度,并使其在中日建交后走向了终点。
钟卓锐[5]（2020）在《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文中研究指明1947年,冷战格局在欧洲形成的同时,中国大陆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国共内战局势的演变和冷战态势的发展使得美国重新调整战后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反共”到放弃蒋介石政权,集中精力遏制中共。主要的遏制手段则是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贸易管制,防止中共军事实力的增长。并且,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实施“楔子战略”,试图以此分化中苏。美国的对日政策则是由战后民主化改革转变为扶持日本经济复兴,同时让日本加入西方冷战阵营,参与对华贸易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强化了对中国贸易管制,中日贸易随之中断。随着朝鲜战争逐渐平息,日本对华贸易管制非但没有放松,在美国的主导下,反而从“战时管制”走向了“常态化”的管制。美国一方面将日本拉入多边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另一方面还通过双边协定给日本对华贸易管制加码,美国还将参与对华贸易管制作为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条件,战后亟需外资恢复国民经济的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建立起比西欧国家更加严格的全面对华贸易管制。但是,这种严格的管制因为美国与欧洲在东西方贸易上的分歧和中日贸易的发展遭受冲击,难以维持,经过日本几届政府的努力,实现了对华贸易管制的“有限缓和”,中日贸易经历短暂曲折后,逐渐发展了起来。60年代的友好贸易,LT贸易成为中日之间重要的联系纽带。不过,受制于美日台冷战体系的影响,日本对华贸易管制始终无法彻底废除,直到尼克松政府上台改善中美关系,才将日本从冷战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并通过中日关系正常化建立了中日官方贸易渠道,最终瓦解了日本对华贸易管制。本文主体部分由三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叙述国际形势的转变导致美国改变亚洲政策,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遵照美国的指令建立起全面对华贸易管制体制。第二章重点考察日本政府缓和贸易管制的努力与尝试,尤其是在进入60年代后,冷战格局发生改变,日本政府利用此契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但是缓和的限度受到美日台体系的制约。第三章论述佐藤内阁如何与美国加强地区事务的合作再次强化了对华管制的过程,以及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最终如何导致了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瓦解。
黎萌[6]（2020）在《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冷战时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世界被分化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互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下,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愈发紧张。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保持资本主义阵营的优势,美国一面以经济援助等方式帮助西欧恢复经济,一面与西欧国家共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出口管制。由于管制的物资和技术如果只由一国进行,则受管制国仍可从其他国家获得相关物资,管制的效果将无法保证。因此,为确保出口管制的有效性,管制往往是多国共同进行的而非单一国家的行动。美英等国成立了秘密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各国以协调一致的原则对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管制。然而,由于出口管制的范围将影响到出口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往往会面临着英国等盟国放松出口管制的要求,同盟国之间就此产生的分歧往往难以协调。朝鲜战争时期,同盟国之间的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直接威胁,加强了对中国的管制,长达二十余年的对华全面管制也就此开始。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冷战局势紧张时,和美国步调一致,配合其加强对华管制。但朝鲜停战后,英国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就日渐显现出来。英国提出缓和对华的出口管制的要求,但迟迟得不到美国的回应。英国多次利用例外程序进行对华出口,虽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但仍需受到诸多限制。英美双方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分歧不断扩大。1957年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标准降低至对苏联和东欧等国管制的同等标准。美国就此问题与英国协商,但两国并未达成一致,同盟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从中体现出来。此后,巴统成员国纷纷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英美都在考量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两国与苏联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次柏林危机使得英苏关系紧张,英国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进行严格管制,但这一政策的对象不包括中国。这一时期,中苏同盟破裂,英国希望利用中苏贸易的锐减扩大中英间的贸易,缓和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60年代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一直在“遏制”和“松动”之间摇摆,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多次有缓和对华管制的政策讨论,却始终未落到实处。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才逐步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1972年,美国废除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坚持的“中国差别”,恢复了与中国的非战略性贸易,与英国长期以来在对华出口管制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冷战时期的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反映了英美在不同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需求主导下,经济冷战战略的不同。美国在制定冷战政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其国家安全,对华政策强调对抗和遏制。而英国的冷战政策则体现出其实用主义的传统,在遏制的同时也要求放宽遏制的范围,以维护其经济利益。英国尽管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问题上与美国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策略上它要求实行一种接触策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分歧。但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不能动摇同盟存在的根基。美国和英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两国的政策也都有过一定的妥协和退让。冷战后,英美等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仍在延续,如通过“瓦森纳安排”重新拟定管制清单并实施管制。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等方面对中国的管制,阻碍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其仍在进行的出口管制是对冷战时期已经形成的制度化的出口管制政策的延续,因此对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问题进行研究现阶段仍存在的贸易管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文文[7]（202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中日关系作为极为重要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对中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然而,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双边关系,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尤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取向密不可分。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特别是东亚争霸战略,通过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自此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从而迟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尤其在两次“尼克松冲击”以及美国的默认下,日本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即时至此时日美同盟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及其实质。文章从日美同盟的建立入手,就日美同盟建立的三大背景、标志及实质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和日本战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的确立,使得日本失去了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这也是导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51年至1970年间日美同盟如何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冷战时期日本历届内阁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吉田内阁、主张对美“协调”的岸信介内阁、追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的池田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佐藤内阁,还是倡导对美“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方面都无法跳出日美同盟框架的束缚,其所奉行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未能发生质的飞跃即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71年至1978年间日美同盟如何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出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绳线交易”与两次“尼克松冲击”入手,就日本政府是如何带着被盟友“背叛”的惊愕与被盟友“理解”和支持的兴奋着手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而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第四章,主要评估和剖析了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原因。文章不仅就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前期所起的阻碍与后期所起的促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而且就其成因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同盟困境中对“被抛弃”和“被卷入”的恐惧与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前后作用的发挥乃至逆转,即客观因素推动了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消极转为积极。第五章,主要展望了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文章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尝试性地对日美同盟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不但不会走向解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而它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仍然大于积极影响。结束语部分,主要就今后如何弱化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若干建议。
王雪莲[8]（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乌云[9]（2019）在《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文中提出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化过程改变了中国内陆边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每个时期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从北部屏藩到抗战边疆,再成为现代国家的边境,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桥梁的使命,互通世界。本文以民族学为视角、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选择乌拉特地区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小见大”,全面梳理了内蒙古边境地区从边缘到中心、从边疆到边境、再从无国界线到最终确定边界的历史,探究了新的国际格局下中蒙关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期还原真实的边境历史。而这一历史并不仅限于“政治型”的大历史,也关乎不同边境群体的小历史,为人们展现更全面的边疆画卷,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意义所在。乌拉特地区历史变迁是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国家边界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条约下与各国之间一种新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为止的百年文明复兴历程,由弱变强,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最现实写照。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基本史料以及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中苏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等不同历史危机与挑战,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历史作用。二,建国初在同盟阵营下的中蒙“蜜月”期,内蒙古边境地区从传统边疆转变为现代边境地区,经历了看似和睦、并伴随了人畜越境、移民涌向边疆等不同的过渡状态。三,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下,随着中蒙两国边境矛盾的加深,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成为主要战备区之一,促进了边界的确定,进一步推动了现代边境制度的形成。四,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中蒙开启全面开放时代,双方互设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内蒙古边境地区又变成全球化视野下的经济合作区域,也成为了不同政治实体和社会文化接触的主要场域。五,进入21世纪,中蒙开启战略伙伴关系,内蒙古边境地区又有了新局面,口岸经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成为了跨界民族的聚居地。结论部分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它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打开世界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新局面。而内蒙古边境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中国与世界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发挥了桥头堡作用,带来了中蒙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唐诗[10]（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二、周恩来与5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与5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广交会创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广交会搭建对资贸易平台 |
| (一)对资贸易的制度化平台 |
| 1.开展非官方、半官方的民间贸易 |
| 2.建立海外联系和了解国际市场行情 |
| (二)展览交易相结合的模式 |
| 二、广交会打造对外宣传窗口 |
| (一)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 |
| (二)交易与宣传相结合 |
| 三、广交会展开经济外交攻势 |
| (一)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 |
| 1.争取亚拉非民族主义国家客商 |
| 2.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客商 |
| (二)展览会外交与对外援助 |
| 四、结语 |
|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有对外开放，程度还有限 |
| (二)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避免相互否定 |
（2）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语言学理论研究 |
| 2.1.1 认知语言学理论 |
| 2.1.2 语言评价范畴理论 |
| 2.2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2.1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2.2 新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2.3 引力模型理论基础 |
| 2.2.4 VAR模型理论基础 |
| 2.3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3.1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3.2 国际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 中蒙两国关系研究 |
| 2.4.1 中蒙双方关系背景 |
| 2.4.2 中蒙双方关系研究综述 |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案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研究过程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分析 |
| 四、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 |
| 4.1 中蒙两国关系的官方认知 |
| 4.1.1 不同时期中蒙两国官方形象的隐喻分析 |
| 4.1.2 中蒙双方不同关系阶段中的语言特征 |
| 4.1.3 中蒙两国官方关系的语言评价 |
| 4.1.4 中蒙两国关系的官方认知总结 |
| 4.2 中蒙两国关系的民间认知 |
| 4.2.1 中蒙两国民间调查结果 |
| 4.2.2 中蒙两国民间认知情况总结 |
| 4.3 中蒙两国关系官方和民间认知比较分析 |
| 五、中蒙双边贸易关系研究 |
| 5.1 中国经济贸易发展情况及现状 |
| 5.1.1 中国产业发展简述 |
| 5.1.2 中国对外贸易现状简述 |
| 5.2 蒙古国经济贸易发展情况及现状 |
| 5.2.1 蒙古国产业发展简述 |
| 5.2.2 蒙古国对外贸易现状简述 |
| 5.3 中蒙双边贸易发展历程回顾与统计分析 |
| 5.3.1 中蒙双边贸易关系历程回顾 |
| 5.3.2 中蒙双边贸易往来统计分析 |
| 5.3.3 中蒙双边贸易变化趋势与蒙古国经济变化趋势的比较分析 |
| 5.4 结论 |
| 六、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 6.1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与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
| 6.1.1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态度中的双边贸易变化 |
| 6.1.2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与双边贸易变化趋势 |
| 6.2 中蒙两国关系的社会认知对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引力模型 |
| 6.2.2 VAR模型 |
| 6.3 结论 |
| 七、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中日友好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中日友好贸易的开启 |
| 第一节 友好贸易开展的背景 |
| 一、五十年代中日贸易概况 |
| 二、五十年代中日贸易交易额分析 |
| 第二节 友好贸易开启的过程 |
| 一、恢复中日关系三原则 |
| 二、照顾物资 |
| 三、友好贸易的正式开启 |
| 四、《友好贸易议定书》的签订 |
| 第二章 中日友好商社 |
| 第一节 友好商社的选定 |
| 第二节 友好商社基本情况及特点 |
| 一、友好商社的数量与经营范围 |
| 二、友好商社的特点 |
| 第三章 中日友好贸易的发展与终结 |
| 第一节 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 |
| 一、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发展历史 |
| 二、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中的中日贸易 |
| 第二节 友好贸易的发展与终结 |
| 一、友好贸易的发展 |
| 二、友好贸易的终结 |
| 第四章 中日友好贸易的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中日友好贸易的必要性 |
| 一、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 |
| 二、日本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 |
| 第二节 中日友好贸易的特点与作用 |
| 一、中日友好贸易的特殊性 |
| 二、中日友好贸易的作用 |
| 三、中日友好贸易的局限性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本文研究思路与史料来源 |
| 第1章 美国因素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建立（1949—1952） |
| 1.1 贸易管制及其含义 |
| 1.2 美国冷战遏制政策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起源 |
| 1.2.1 国共内战与美国转变对华政策 |
| 1.2.2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开始 |
| 1.3 朝鲜战争与日本对华全面贸易管制的建立 |
| 1.3.1 美国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战时状态” |
| 1.3.2 日本加入巴黎统筹委员会 |
| 1.3.3 日本对华全面贸易管制的形成 |
| 1.4 小结 |
| 第2章 美国因素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有限缓和”（1953-1964） |
| 2.1 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与美国对“美日秘密协定”的逐步放弃 |
| 2.1.1 中日民间贸易与美国的反应 |
| 2.1.2 日本请求调整美日秘密协定 |
| 2.1.3 美国决定放弃美日秘密协定 |
| 2.2 美国接受日本鸠山政府废除“中国差别” |
| 2.3 池田政府访美与日本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尝试 |
| 2.3.1 池田勇人政府访美 |
| 2.3.2 池田政府为实现“L-T贸易”放宽贸易管制 |
| 2.3.3 美国配合台湾阻挠中日扩大贸易 |
| 2.4 小结 |
| 第3章 美国因素与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强化和瓦解（1964-1972） |
| 3.1 越南战争和日本转变对华政策 |
| 3.1.1 越南战争升级与美日深化合作 |
| 3.1.2 佐藤荣作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 |
| 3.2 日本强化对华贸易管制与美国的配合 |
| 3.2.1 佐藤政府强化对华贸易管制 |
| 3.2.2 约翰逊政府配合日本对华贸易管制 |
| 3.3 尼克松政府“解冻”中美关系对日本的影响 |
| 3.3.1 尼克松政府缓和对华关系 |
| 3.3.2 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影响 |
| 3.4 美国协调与中日贸易正常化 |
| 3.4.1 美国协调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
| 3.4.2 中日贸易的正常化 |
| 3.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及内容 |
| 第一章 西方经济冷战政策与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形成 |
| 一、西方经济冷战政策的起源 |
| 1.二战后美国经济冷战政策的形成 |
| 2.多边贸易管制体系的建立 |
| 二、对华经济政策:从拉拢走向禁运 |
| 1.英美关于新中国的承认问题 |
| 2.美国对华实行R方式管制 |
| 3.英国对中国有限度的出口管制 |
| 三、中国委员会与“中国差别” |
| 1.美国对华全面禁运与中国委员会的建立 |
| 2.“中国差别”的形成 |
| 四、英国就“中国差别”问题与美产生分歧 |
| 1.英国缓和对华出口管制 |
| 2.美国的反应 |
| 第二章 英美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
| 一、英国废除“中国差别” |
| 1.英国废除“中国差别”的原因 |
| 2.巴统成员国接连废除“中国差别” |
| 二、美国在盟国压力下对华政策的变奏 |
| 1.“中国差别”的废除对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
| 2.美国不放弃“中国差别”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苏同盟瓦解对英美对华政策的影响 |
| 一、六十年代中英经贸发展的波动 |
| 1.中苏关系恶化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
| 2.“文化大革命”对中英经贸关系的影响 |
| 二、肯尼迪至约翰逊任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1.肯尼迪任期内关于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争议 |
| 2.约翰逊政府关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讨论 |
| 三、美国寻求英国等盟国的协调 |
| 1.美国寻求与英国协调对华政策的考量与动机 |
| 2.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新论争 |
| 四、英美对华出口管制分歧的缓和 |
| 1.美国废除“中国差别” |
| 2.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原因 |
| 3.中美关系缓和对英国对华管制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思考 |
| 一、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特点 |
| 二、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 |
| 三、关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现实思考 |
| 1.从“巴统”到“瓦森纳安排” |
| 2.西方对中国管制政策的延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日美同盟的建立及其实质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分析 |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国际背景 |
| 二、日美同盟建立的美国国内背景 |
| 三、日美同盟建立的日本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及其实质 |
| 一、日美同盟建立的标志 |
| 二、日美同盟的实质 |
| 第二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极影响(1951—1970) |
| 第一节 日美两国对华贸易禁运与中日贸易的曲折发展 |
| 一、吉田内阁“追随美国”对华禁运与中日民间贸易的挫折 |
| 二、鸠山内阁对美“自主”外交与中日民间交往高潮的出现 |
| 三、岸信介内阁“对美协调”外交与中日关系的恶化 |
| 四、池田内阁日美“平等伙伴关系”与中日半官半民往来的启动 |
| 五、佐藤内阁强化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的再陷波折 |
| 第二节 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与分歧 |
| 一、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二、日本历届内阁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推行 |
| 三、美国对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 |
| 四、日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与一致 |
| 第三章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推动(1971—1978) |
| 第一节 同盟关系出现裂痕与两次“尼克松冲击” |
| 一、日美两国:“同床异梦”的盟友 |
| 二、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
| 三、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
| 四、佐藤政府的垮台与中日关系的转机 |
| 第二节 日美协商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 一、田中内阁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
| 二、日美两国协商中日复交条件 |
| 三、田中访华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 |
|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日美协调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 一、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的跌宕起伏 |
| 二、福田内阁的“全方位”外交与美国对中日缔约的推动 |
| 三、田园直访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
| 第四章 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的作用评估与原因剖析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评估 |
| 一、20 世纪50—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碍作用 |
| 二、20 世纪70 年代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原因 |
| 一、同盟困境因素 |
| 二、国际环境因素 |
| 第五章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与前瞻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对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一、同盟“漂流”时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二、“再定义”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三、进入新世纪后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的展望 |
| 一、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 |
| 二、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结束语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9）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念界定 |
| (一)边疆、边境与边界的概念界定 |
| (二)边疆与边境的地理范围 |
| (三)国际关系与边界意识 |
| (四)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边疆、边界、边境的研究 |
| (三)国际关系研究 |
| (四)乌拉特相关研究 |
| 四、基本史料 |
| (一)民国时期史料 |
| (二)建国以后的史料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1911—1949)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清朝的覆亡与“外蒙古独立” |
|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三、民国前期的乌拉特草原与中苏交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内蒙古地区 |
| 一、南京政府的边疆政策 |
| 二、成为抗战前线的内蒙古地区 |
| 第二章 同盟阵营下的和睦边境(1949—1962) |
|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般的和睦边境 |
| 一、友谊边境 |
| 二、中蒙边界条约的签订 |
| 第二节 边境轶事 |
| 一、借境放牧 |
| 二、越境事件 |
| 第三节 建国初的边疆移民 |
| 一、边疆移民 |
| 二、知识青年支援边境地区 |
| 第三章 对立时期的中蒙边境(1963—1989)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与中蒙边境 |
| 一、中苏关系的恶化 |
| 二、中蒙边界的最终确定 |
| 第二节 中蒙边境线上的乌拉特中旗 |
| 一、中蒙冷淡时期的边境 |
| 二、乌拉特中旗境内的边界线 |
| 第三节 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一、巴彦淖尔盟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
| 二、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 |
| 第四节 边境检查制度的雏形 |
| 一、民兵组织 |
| 二、武装放牧点和堵卡站 |
| 三、“净化边境” |
| 四、会晤站 |
| 第四章 全面开放的中蒙边境(1990—2004) |
| 第一节 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 |
| 一、内蒙古边境口岸发展概况 |
| 二、甘其毛都口岸发展现状 |
| 三、口岸与园区一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口岸与边境社区的联系——以图古日格嘎查为例 |
| 一、边境社区——图古日格嘎查 |
| 二、口岸建设中当地牧民的生活变迁 |
| 第五章 战略伙伴时期的中蒙边境(2005—2014) |
| 第一节 中蒙关系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 |
| 一、中蒙关系及其演变 |
| 二、中蒙对外贸易 |
| 第二节 乌拉特中旗边境地区的新格局 |
| 一、口岸贸易发展对乌拉特中旗经济的影响 |
| 二、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
| 三、新兴口岸城市——甘其毛都镇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周恩来与5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广交会创办为中心[J]. 欧阳湘,孙长江.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1(02)
- [2]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3]中蒙两国对双方关系的社会认知及其贸易影响[D]. Arslanbaatar Onontuya.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中日友好贸易研究[D]. 张倩. 外交学院, 2020(07)
- [5]冷战时期日本对华贸易管制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72）[D]. 钟卓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6]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D]. 黎萌. 南京大学, 2020(03)
- [7]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D]. 李文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内蒙古边境地区演变研究 ——以乌拉特地区为主（1911-2014）[D]. 乌云.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10]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