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作证豁免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作证豁免权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1]（2018）在《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之中,我国严格按照法制化进程以及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实质需求不断地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与近亲属豁免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站在宏观发展的角度对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及研究。(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期刊2018年23期）
李沁[2]（2016）在《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改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亲属作证豁免权,又称之为“亲属拒证权”或“亲属作证特免权”,是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组成部分,指具有证人资格的人由于与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法定亲属关系而享有的作证义务得以豁免的权利。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则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的特殊证据制度。我国“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容隐”制度的雏形,由春秋始至新清末修律,存在中华法律文化中已有千年之久,纵观中国千年法制史,“亲亲得相首匿”与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密不可分,不仅是我国古代刑事制度的基本原则,更是至为重要道德规范,成为一种思维在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着。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亲亲得相首匿”被作为“封建流毒”打入彻底“肃清”的队伍。我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开始从根本上否定宽宥亲属间庇护犯罪嫌疑人及亲属证言豁免等内容。近年来经过学者、专家和民间的不懈努力,终于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法律中的回归挣得了一席席位,新刑诉修改后的188条预示着这一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回归,即便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但自此开始倡导法律对人伦亲情的维护、对家庭关系的保障,已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该项规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仍旧有着不少漏洞与缺陷。本文从四个部分对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概念、对比、相关问题、解决方案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概述。简述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涵义,把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与对比,并阐述了该项制度在我国古代至今的发展源流。第二部分,考察了西方国家从古至今对于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规定,分析了西方国家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对于我国制度构建的启示。第叁部分,介绍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主要成因。第四部分,简述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的价值所在,并针对之前提出的缺陷与问题对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针对性建议。(本文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期刊2016-04-15）
王崇[3]（2015）在《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的法理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证人免证特权原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意指证人可根据其与被告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或特殊职业身份,免除作证义务。证人作证特权就是这项证据规则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首次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也是这项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是证人作证特权和出庭作证豁免并不相同,近亲属的证言依然有可能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同时近亲属的不出庭也会带来辩护方无法对其证言充分质证的矛盾。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本是对人伦、亲情道德的尊重,但是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刑事诉讼法基本任务之间找到更恰当的立足点,是这项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的发展方向。(本文来源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5期）
孟庆文[4]（2015）在《浅议现代中国特色“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一文中研究指出2013年新刑诉法修订实施的不得强制近亲属到庭作证制度是"亲亲相隐"传统观念在新中国立法历史上的首次体现,但这一制度与真正意义上的"亲属作证豁免权"有很大的差距,该规定的制定背后是维护"大义灭亲"的官方话语与主张"亲亲相隐"的民间话语激烈交锋,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特有的亲属作证豁免权,本文认为应该在实践及理论讨论中不断加以完善。(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期刊2015年24期）
张雪娟[5]（2014）在《论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豁免权》一文中研究指出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越来越得到很多国家法律的认可和规定,这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也起到了保护证人权益的目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这一法律规则存在有很高的价值,它是司法中追求案件真相与保护其他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价值上的平衡。本文首先对证人作证豁免权做基本概述,继而分析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突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提出其在完善我国法律中的必要性,针对现实立法和司法的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在该方面立法的建议。(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中旬刊)》期刊2014年04期）
涂杰[6]（2013）在《论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一文中研究指出亲属作证豁免权又称为亲属拒绝作证权、亲属作证特免权,是指法律上具有作证资格的人,由于与被指控人之间存在法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不提供对被指控亲属不利证言的权利。证人作证是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赋予给每一个具有作证资格的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但是,在具有证人资格的人是刑事被追诉人亲属的情况下,如果法律强制该亲属证人作出对被追诉亲属不利的证言,该证人就会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如果拒绝作证,证人可能要承受藐视法庭罪或拒证罪的处罚,如果作出了对被追诉亲属不利证言,就会伤及血缘亲情伦理,影响包括家庭成员的亲属之间的和睦关系。为了维护作为社会关系根本的血缘亲情关系,体现法律的人文情怀,我国古代法律规定了“亲亲相隐”制度,西方国家的刑事法律则规定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确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但是,该条文仅仅规定了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主体范围,对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适用程序阶段,作证豁免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作证豁免权的例外情形等问题没有规定。因此,本文在考察、比较中国古代和西方主要国家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于完善我国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法理分析。阐释了亲属作证豁免权的概念,分析了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特征,揭示了亲属作证豁免权对于维护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诉讼效率和促进人权保障的价值。第二部分,考察了我国和西方国家古代、近现代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比较了中、西方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指出了西方国家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第叁部分,介绍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现状,指出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从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主体范围、适用阶段、救济机制和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例外情形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议。(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3-05-01）
解国凤[7]（2013）在《论刑事诉讼中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证人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在特别情况下，一般世界各国的法律会因为职业关系、亲属关系、配偶关系等原因而免除其作证的义务。因此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原则是证人作证制度的例外。证人制度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证人的权利两方面的内容，而近亲属作证豁免权是证人制度中保障证人权利的内容，这两方面其实应该受到相同的重视，但是由于受到长期以来注重惩罚犯罪分子的法律观念的深刻影响,人们只是关注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而关于证人的基本权利却避而不谈。而且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我国都更加重视公民权利,司法制度和实践中的价值观念也由最初的惩罚犯罪分子转向了惩罚犯罪分子与保障人权双重的目的。因此赋予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它有利于保护血缘关系，维护婚姻家庭和谐，有利于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也符合当今世界保障人权的理念。无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对于近亲属作证豁免权都普遍认可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正是因为该原则的多元价值和现代刑事证据发展的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也进行了相关的立法规定，但是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应该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在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本文来源于《黑龙江大学》期刊2013-04-30）
陈士伟[8]（2013）在《论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一文中研究指出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首次确立了部分近亲属的出庭作证豁免权制度。此项规定符合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的法治潮流。本文从新刑诉修改前的相关证人证言规定着手,探讨确立该项制度的重要意义,并对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的完善提出若干意见。(本文来源于《法制博览(中旬刊)》期刊2013年03期）
魏华敏[9]（2010）在《亲属作证豁免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以儒家“亲亲相隐”为内容的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近现代的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其法律制度中也都有着关于亲属拒证特权的规定。但是由于建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势需要、立法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却没有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相关规定,而是要求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当作证,涉案人员的亲属也有作证的义务。亲属作证豁免权能够成为世界人民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制度,是因为其具有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亲属作证豁免权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权的保障；能够很好地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关系的和睦团结；对确保社会关系和谐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缺失会导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首先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其次,违反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古老格言,对人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亲属证言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更加不利于罪犯积极改造、回归社会；因此最终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本论文在探讨亲属作证豁免权价值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缺失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弊端,通过比较两大法系中关于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建立适合我国本土的亲属作证豁免权提出呼吁和建议。(本文来源于《西南交通大学》期刊2010-11-01）
陈伟一[10]（2008）在《作证豁免权浅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作证豁免权是证人为了保障国家形象和机密、保护特定社会关系或使自身不被定罪、尊重人文亲情和伦理道德,依法享受免除作证义务的特别权利。我国现行法律在作证豁免权方面尚不完备,因此,关注和重视证人权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完善的作证豁免制度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期刊2008年22期）
作证豁免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亲属作证豁免权,又称之为“亲属拒证权”或“亲属作证特免权”,是证人作证豁免权的组成部分,指具有证人资格的人由于与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法定亲属关系而享有的作证义务得以豁免的权利。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则是一种基于身份关系的特殊证据制度。我国“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容隐”制度的雏形,由春秋始至新清末修律,存在中华法律文化中已有千年之久,纵观中国千年法制史,“亲亲得相首匿”与我国古代刑事司法密不可分,不仅是我国古代刑事制度的基本原则,更是至为重要道德规范,成为一种思维在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着。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亲亲得相首匿”被作为“封建流毒”打入彻底“肃清”的队伍。我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开始从根本上否定宽宥亲属间庇护犯罪嫌疑人及亲属证言豁免等内容。近年来经过学者、专家和民间的不懈努力,终于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法律中的回归挣得了一席席位,新刑诉修改后的188条预示着这一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回归,即便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但自此开始倡导法律对人伦亲情的维护、对家庭关系的保障,已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该项规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仍旧有着不少漏洞与缺陷。本文从四个部分对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概念、对比、相关问题、解决方案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概述。简述了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涵义,把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与对比,并阐述了该项制度在我国古代至今的发展源流。第二部分,考察了西方国家从古至今对于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规定,分析了西方国家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对于我国制度构建的启示。第叁部分,介绍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主要成因。第四部分,简述了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的价值所在,并针对之前提出的缺陷与问题对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针对性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作证豁免权论文参考文献
[1].刘洋.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J].法制博览.2018
[2].李沁.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改革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6
[3].王崇.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的法理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4].孟庆文.浅议现代中国特色“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J].法制博览.2015
[5].张雪娟.论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豁免权[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
[6].涂杰.论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D].华中师范大学.2013
[7].解国凤.论刑事诉讼中近亲属作证豁免权[D].黑龙江大学.2013
[8].陈士伟.论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
[9].魏华敏.亲属作证豁免权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0
[10].陈伟一.作证豁免权浅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