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元代儒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元朝,儒学,儒士,孟庙
元代儒学论文文献综述
张欣莉,高裕昂[1]（2019）在《从邹城孟庙元代碑刻看蒙元时期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十叁世纪,蒙古族以武力统一中原,在统治过程中,蒙元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只有接受并尊崇中原儒学文化。本文以邹城孟庙元碑为中心,从蒙元时期统治者由不认可儒学到逐步接受儒学,继而尊崇儒学,重视儒学教育几个方面来探究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演变。(本文来源于《长江丛刊》期刊2019年18期）
钟志强,罗海燕[2]（2018）在《元代的儒学传承与多元一统文坛格局之形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儒学与文学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新儒学的理学被定为官学后,元代出现了众多的学派,这些学派"流而为文",衍生为许多诗文流派,如中州文派、北方文派、江西文派、金华文派、新安文派、高丽文派等。这些文派之间跨越族群,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并促成了元代多元一体的文坛格局。(本文来源于《河北学刊》期刊2018年05期）
陆嘉磊[3]（2018）在《元代儒学与非汉民族士人书法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蒙古帝国在经历了大蒙古国时期的对外扩张后,形成了一个横跨亚欧的超级帝国。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中,因诸王阵营的不同最终使这个巨大的帝国走向了分裂,形成了一个在名义上统一,实则各自独立的政治联盟。大元汗国作为宗主国,在消灭宋朝后成为第一个以外族身份掌握中国正统的王朝,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元代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理念。而当时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现象,使其参与者的种群得到极大的丰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书法表现。观察元代书风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每一次变革都受到了思想观念的强烈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南宋时期发展出了程朱理学,在明代发展出了阳明心学,它们在后世被称为宋明理学。元代作为宋与明之间的朝代,在元仁宗时期才将理学纳入官方意识形态,那么在此之前理学在社会中扮演者何种角色?它通过怎么样的调整才得到元朝统治者的认可?在元朝发展的各个阶段儒家思想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与元代不同时期书风的形成又有何联系?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以图证史的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史,试图进入元代历史之中以把握元代儒学发展及非汉民族书家书风的发展脉络,最大程度地避免主观臆测导致的误解。在论文展开的过程中,每个章节都有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元朝前夜——大蒙古国思想政治和非汉民族书风》中,透过耶律楚材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其书法表现来探讨大蒙古国主流书风的成因。于《世祖至仁宗时期元朝思想政治及时代书风的变革》中,讨论理学针对元代社会所做的调整,书学在纳入理学系统后形成的变化,以及非汉民族书家与汉族书家在书法表现上的区别。在《走向统治阶层私人领域的汉文化活动》和《元后期思想政治和非汉民族书家带来的书法新方向》中,通过皇族的书画收藏和文化活动,来展示统治阶层对儒家思想以及汉文化态度的变化趋势。最后在《时代的回顾》里追根溯源,通过对元末的一种特殊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反思,试图回答儒学精英扩散现象及后人对元朝的概念淡薄的原因。(本文来源于《中国美术学院》期刊2018-04-01）
马晓英[4]（2017）在《元代儒学的民间化俗实践——以《述善集》和《龙祠乡约》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吕氏乡约》以来,理学家一直试图以儒家的伦常礼教改造和组织基层民间社会。元代时,以西夏遗民唐兀崇喜父子为代表的基层儒者借助《龙祠乡约》,在濮阳实现了团结宗族、化俗一方的理想。在宋元儒学发展的精英和平民路向交织演进的景观中,《吕氏乡约》和《龙祠乡约》作为一对非常有特色和可比性的乡约文本与实践样板,为我们深入宋元时代儒学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窗口。(本文来源于《哲学动态》期刊2017年12期）
张建松[5]（2017）在《论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一文中研究指出蒙金战争使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破坏,但在河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保护与支持下,河南儒学教育依然得到延续和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兴办学校的重视,士绅群体对兴办学校的资金支持,以及儒学名士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参与使河南境内教育事业在宋代之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尽管元代河南的教育水平与江浙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来看,河南儒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已有很大发展。(本文来源于《中州学刊》期刊2017年05期）
沈伏琼[6]（2017）在《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学田产现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据碑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元代江南地区寺院侵占学田的现象甚伙,其中寺院侵占由儒学管辖的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墓地一事尤为瞩目。该文利用史志、碑刻史料,对胡瑗墓地纠纷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寺院侵占学田现象作总体考察,指出在崇信佛教的前提背景下元统治者实行的佛教政策及管理制度是导致在释儒田产纠纷中相关政令低效和释强儒弱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释儒田产纠纷中地方士宦多倾向于站在儒学立场上行事,旨在帮助儒学与佛教争夺地区文化主导权以维系儒家文化的命脉。(本文来源于《史学集刊》期刊2017年01期）
张伟红[7]（2016）在《元代漠南地区儒学教育情况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统一王朝,蒙古族统治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为了巩固统治,稳定社会发展,不仅在中原地区大力发展儒学和儒学教育,在蒙古族的聚居地区也不断推广儒学。根据当前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碑刻等金石资料,采用整体性观照与具体性切入相结合的方法,对元代蒙古漠南地区的儒学教育情况做了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补充和帮助。(本文来源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5期）
任红敏[8]（2016）在《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一文中研究指出忽必烈幕府文人志在救世行道,以道为己任,推进儒治,促进儒户制度的执行,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蒙古政权按照中原王朝的政体和运作模式,建成了继唐、宋之后一代正统王朝"大元"。学术也由湮晦渐复昌明,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元代之"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会,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如平易正大、冲淡悠远、纡徐雍容、涵淳茹和等。(本文来源于《中国典籍与文化》期刊2016年03期）
李喜波[9]（2016）在《元代儒学、儒士、儒风若干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蒙元统治集团在保留一系列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制度的前提下,对中原王朝原有的政治体制做了全面的调整,特别是改变了由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确立的儒家独尊地位,结束了儒学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支配地位,开启了蒙元时期儒学的调整和变革、儒士的分异和变通、儒风的守成与演进。在此基础上儒士群体分异成若干以地域、学派、家族为纽带的集团。在集团主义视角下,结合具体儒学人物对这一时期理学与儒士群体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推进元代文化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集团主义视角。根据汉语释义,集团是指为了共同的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日本学者船田善之在他的论文中1指出：“不能只由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划分了解元代政治、社会。元朝统治的特点是集团主义,即统辖每个集团的方式。可以说在选拔官员方面重视根脚和参用之平衡。”借用船田善之的这一理论,本文将集团引申为儒士群体内部具有一定特征和共性的人的聚合,也是可以使儒士相互区分的标签。集团主义则是划分、观察、评判儒士群体某种行为特征和社会角色的方法和视角。可以在宏观层面把元代儒士集团看成是与军功勋贵集团、吏员集团等并存的政治集团,这些以共同利益诉求为纽带的集团,在元代的政治生活和统治秩序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对元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微观上,可以将儒士集团按民族、出身、学派、地域、职业等标准,划分为更为微观的概念层次。造成这种内部分异的原因既是蒙元维系统治,分化、笼络、控制儒士群体的政治需要,也是儒士集团内部为求取个人、家族的功名利禄和儒学道统而竞争的必然结果。元代儒士在教育、入仕、交游、婚姻等方面,对学派和家族的强调,或者说对根脚和师承关系的标榜与集团主义密切相关。在集团主义的视角下,以具体的儒学人物为研究对象,对元代理学与儒士的若干问题,包括元代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儒士集团的教育、交游与婚姻、整体风貌及其影响分别进行有限度的探讨,可以总结元代的儒学、儒士、儒风的调整和演进规律和特点。结合《元儒考略》收录的具体人物,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得出相关结论,可以推动元代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的研究。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对蒙元时期理学传承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探讨,通过对前期赵复等人开创的理学北传,前中期许衡、姚枢为代表的鲁斋学派推动理学传承,晚期虞集为代表的儒士推动理学的守成与蜕变进行总体概述,深入挖掘元代不同时期儒士生活的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与思想的形成背景。同时,以赵复生的平事迹与历史评价为切入点,对赵复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金代理学结合史实作出客观评价,初步结论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赵复对理学在元代的兴盛有开创之功。第二章对蒙元时期儒士集团的教育传承进行系统的探讨。限于前人研究成果较多,因而本章着重从元代儒士集团整体角度,结合具体人物案例进行分析。按照学派的不同,对以刘因为代表的北方隐士群体以及南方儒士集团的有关人物和不同学派的历史地位、内部分异、主要特征等分别做一探讨,本章指出振兴家族与弘扬理学成为元代儒学教育传承的旨归,家族内部代际之间的授受仍是元代家学教育传承的主要途径,通过儒学教育传承可以对元代不同学派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概观性的认知。第叁章讨蒙元时期儒士集团的入仕途径,通过引入儒士集团的概念,指出儒士集团内部对根脚和师承关系的标榜与集团主义为特色的官吏选拔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章通过对鲁斋学派为代表的元代儒士集团显学一脉和许衡家族的入仕,对有关理论进行印证。以许衡、姚枢、窦默为代表的鲁斋学派诸人,突破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积极用世。不因蒙元主政而隐居避世,而是积极地为元朝统治者出谋划策,积极参与元朝政治治理,体现了元代儒士集团具有趋利、求实、担当相互矛盾的几种思想属性。第四章探讨蒙元时期儒士集团的交游特色,指出朝野之别、注重名节、交游广泛体现了元代儒士集团既重名又务实的特色,通过探讨儒士集团的追封、荫授,得出对名节的官化塑造源于元代统治者刷新日趋失序的政治的需要。第五章对儒士集团的婚姻结合具体人物进行探讨。本章对儒士集团内部婚姻与仕途、理学学术传承、家世地位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门第婚姻是元代儒士集团内部加强联系的一个显着特征,也是其巩固阶层利益的需要。第六章探讨儒士集团的整体风貌及其影响,着重从明人笔下《元儒考略》涉及人物评价摘编与述评、具体而微的元儒淳厚的事例以及元朝儒士整体风貌对元朝政治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角度做一探讨,本文得出在蒙元统治集团注重对标榜道德、名节的儒士的宣传、褒奖、利用的大背景下,客观上对元朝的形成较好的政治与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的结论。附录部分是对全论文的总结性篇章。对元代儒士集团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等进行宏观上的总结,也得出了一些具体的结论。(本文来源于《内蒙古大学》期刊2016-06-30）
姜海军[10]（2016）在《元代的儒学传播与大都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宋代以前,北京一直是北方的军事重镇。随着蒙古将首都迁往北京,北京由此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都市。为了进一步强化首都北京的核心位置,元朝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加强之外,还从文化领域进一步进行建设。其中,元朝积极认同并推广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可以说,元代大都文化的儒学化及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化,不仅统一了思想、进一步加速了蒙元政权的汉化,也增强了北京作为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由此也赢得了中原儒士大夫们对其政权的认同感与民族凝聚力。(本文来源于《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3期）
元代儒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儒学与文学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新儒学的理学被定为官学后,元代出现了众多的学派,这些学派"流而为文",衍生为许多诗文流派,如中州文派、北方文派、江西文派、金华文派、新安文派、高丽文派等。这些文派之间跨越族群,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并促成了元代多元一体的文坛格局。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元代儒学论文参考文献
[1].张欣莉,高裕昂.从邹城孟庙元代碑刻看蒙元时期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演变[J].长江丛刊.2019
[2].钟志强,罗海燕.元代的儒学传承与多元一统文坛格局之形成[J].河北学刊.2018
[3].陆嘉磊.元代儒学与非汉民族士人书法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18
[4].马晓英.元代儒学的民间化俗实践——以《述善集》和《龙祠乡约》为中心[J].哲学动态.2017
[5].张建松.论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J].中州学刊.2017
[6].沈伏琼.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学田产现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据碑为中心[J].史学集刊.2017
[7].张伟红.元代漠南地区儒学教育情况探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8].任红敏.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
[9].李喜波.元代儒学、儒士、儒风若干问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6
[10].姜海军.元代的儒学传播与大都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