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2004国际金融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梓利[1]（2021）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区域金融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金融资源分布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不均衡特征,也是构成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因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关注金融在空间上的非匀质性,并开始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即有助于削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摩擦,促进金融交易的达成,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但少见中观维度下,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的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区域金融学理论,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构建了“运输成本—作用机制—空间效应”的逻辑框架,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区域金融发展及其空间分布。在理论上,是对区域金融理论拓展的尝试,也能够从金融视角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在实践上,关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研究既能够为地方金融服务业的实践提供参考,也可为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首先进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研究,基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分析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并探讨演变过程中交通作用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机理分析,以金融业自身的信息依赖、资金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地域选择特征和金融空间运动为基础,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的自身特性和空间属性。从运输成本出发,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循环累积因果”、“共享、匹配和学习”以及“外部经济”思想,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区域发展布局,进而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区域金融空间效应,构成了本文的机理分析框架。接下来,分别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作用机制检验部分,构建了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运输成本的四种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在空间效应部分,首先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与收敛模型,以金融货币资源与金融人力资源为主要维度,对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差异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金融收敛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对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构建了包含相对距离的综合引力强度,比较了时间距离改变前后金融引力强度的变化,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测度了时间距离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随着运输化水平的提升,金融发展经历了“货币金融—资本金融—交易金融”的历史演化。在“前前运输化”和“前运输化”时期,“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金融处在以货币为主体功能的阶段,金融功能局限于便利交易,即“货币金融”阶段;运输化1.0和2.0时期,由“物币交易”发展到“币权交易”,金融以社会投融资需求为主导,即“资本金融”阶段;在运输化3.0时期,交易走向虚拟化,金融功能得到扩展,信息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交易金融”阶段。这是在运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货币外延的扩大、金融机构和市场作用的增强、金融功能扩张的过程,交通的作用也由扩大市场规模、创造金融需求,拓展至软信息传递和风险规避、优化金融供给。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基于运输成本产生的,即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带来的学习共享机制与人力资源匹配机制,货运成本降低效应带来的市场潜能扩张与产业集聚机制;四种机制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距离下存在差异。在空间效应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条件影响着“金融初始发展不平衡→金融发散→金融收敛→金融一体化”的空间运动过程,在前期,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趋于扩大;在后期则促进区域金融差异趋于收敛。同时,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加强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第三,中国八大经济区的金融货币资源自1997年以来表现为“倒U”型变化;金融人力资源整体区域差异呈不断上升趋势;两者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金融资源的区域差异存在收敛机制,但出现阶段性变化特征,交通条件改善促进区域金融货币资源“先发散后收敛”,旅行时间节约对区域金融人力资源的作用表现为“无显着作用—发散—收敛”。从空间上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八大经济区金融资源的收敛机制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第四,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空间格局表现为“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京津冀为“北京-天津”模式、珠三角的“深圳-广州”模式和长三角的“上海-多核心”模式。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地区内部的金融联系强度高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时存在明显的内部不均衡特征。交通基础设施使区域内时间距离缩短,强化了整体区域金融联系强度,也将促使资本流入自身具有强金融联系的城市。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理论解释的拓展与创新,构建了中观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创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机理,丰富了区域金融理论思想。第二,实证研究方面的创新,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考虑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相对距离的作用。第三,基于历史研究揭示了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演变阶段特征,以及此过程中交通角色的拓展,是从历史维度上对区域金融发展研究的延伸与探索。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石宇飞[3]（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田野[4]（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黄嘉瑜[5]（2020）在《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转移,全球利益格局持续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发展,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崛起的典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越来越被世界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全新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甚至是全球众多国家。在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区域内快速崛起的事实,着重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对相关概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第一,厘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各自的内涵,从理论上证明是否存在着“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第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只有负面的,还是也存在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样,随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转化,区域格局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是否也同样适用上述分析?第三,为说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是否成为“中心”国家,也需要明确“周边格局”这一概念。“周边”究竟包括了哪些国家?只有合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中心’国家”这一问题。其次,结合经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得出“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周边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地缘通道方面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中国成为了周边贸易的中心,中国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地理结构趋向平衡,并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依赖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扮演着周边地区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周边地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形成了以周边地区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相对应地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但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中心”国家相比,中国尚存一定的差距,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在周边格局中中国仍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承担相应的区域责任,为周边国家提供相应的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责、权、利意识也更为清晰,也更加重视多边规则,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已有一些颇值关注的典型案例。最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向“中心”跨越的过程中,取得了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但背后同样交织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周边国家给中国的压力,也有周边国家背后的全球性大国给中国制造的外部压力。大国压力与周边压力相互交织,促使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更要从全球层面来经略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局,以确保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节奏。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周边格局中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其次,结合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现实,得出了“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然后,中国不仅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周边“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区域责任;最后,梳理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困局及破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本文前四章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杨均华[6]（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初楠臣[7]（2020）在《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文中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进入了开放合作新阶段,将打开全面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城镇化是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研究俄罗斯城镇化是认识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关于俄罗斯城镇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镇化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论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城镇化发展特征、城镇化发展问题,在俄罗斯联邦、8个联邦区、83个联邦主体三个尺度单元上,系统地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城镇化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首先,分阶段探讨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分析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过程和问题;其次,研究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再次,测度俄罗斯城镇化水平、研究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最后探讨俄罗斯未来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问题。该研究通过对俄罗斯城镇化历史过程、条件、背景和城镇化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加深对俄罗斯城镇化特征和问题的认识,对于认识俄罗斯国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促进中俄经济合作提供实践参考。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1.从城镇化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发展阶段、水平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科学内涵。苏联时期罗蒙诺索夫、巴兰斯基、科洛索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萨乌什金等学者提出了生产力布局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经济区划理论,其提倡国民经济发展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构建生产专业化部门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地域单元,保障各个生产部门的最优专业化生产,同时强调农工业的协调、有机组合发展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要点和对本文的启示,为开展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俄罗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二、三次产业向城镇集聚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物质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变动,是经济、社会、交通、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地域上呈现的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2.在回顾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俄罗斯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苏联时期城镇化过程基本呈现“S”形曲线特征,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其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列宁执政时期的停滞和恢复、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波动增长、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缓慢增长、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发展等4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引导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推动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向城市内部迁移人口或通过行政区划管制将农村居民点变成城市,推进城市急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1917年17%增加至1991年74%,实现了从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整体表现出叶利钦执政时期停滞、普京执政时期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率未有显着涨幅,其先后经历了2000-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2009-2013年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2014年-至今欧美制裁下的停滞和发展期等,俄罗斯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苏联长期经济内生结构性的失衡问题,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城市与农村聚落萎缩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3.结合人口重心、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熵度等定量模型分析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密度变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特征构建俄罗斯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和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度俄罗斯及其83个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基于Arc GIS从3D立体、2D平面的视角研究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基础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自然资源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2005-2016年间,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着,经济城镇化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70%左右的联邦主体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低于平均水平,部分联邦主体存在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空间上,不同联邦主体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着,城镇化水平高值区是俄人口高密度核心地、俄人口快速增加区和俄人口重要流入地,主要分布于莫斯科、圣彼得堡、达吉斯坦-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沃罗涅日-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秋明-新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的带状区域,城镇化水平低值区是俄人口低密度边缘区、俄人口快速减少区和俄人口主要流出地,分布在远东区东北部、西伯利亚区南端、西北区北端,整体呈现“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异特征。4.基于俄罗斯的国情背景,在研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过程及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趋势,探讨未来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主要包括,（1）顺应当前世界城镇化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重点发展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彼尔姆等3个超大型城市群,喀山-萨马拉-陶里亚蒂-乌里扬诺夫斯克-伊热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巴尔瑙尔等8个大型城市群;（2）基于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重点建设西伯利亚和远东区的增长极,培育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大区域增长极,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区域增长极,形成由这些增长极及西伯利亚铁路轴带组成的点-轴系统;（3）大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港口、机场、信息设施等,加强国土空间的连接效率和整个国土的紧凑度、一体化联系;（4）大力实施开放开发战略,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包括: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
任家禛[8]（2020）在《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出口增长拉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接近“天花板”,原有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逐渐减弱的背景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已有文献,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含量决定模型,将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纳入同一理论框架,阐释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以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匹配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对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由八章组成。第一章是导论,简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核心概念、研究思路、篇章结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第三章是理论机制分析,借鉴Hallal和Sivsdasan（2013）的构建了企业技术含量决定模型,将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并对影响机制做进一步阐释。第四章是典型事实分析,描述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变化。五至七章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以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匹配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验证了第三章的理论假说。第五章从中国中间品关税和东道国关税两个角度,探究关税变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扩展分析了中国进口中间品关税与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第六章从中国投资准入和东道国投资准入两个角度,分析投资准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扩展分析了中国投资准入与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第七章从实际有效出口汇率和实际有效进口汇率两个角度,探究了汇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扩展分析了实际有效出口汇率和实际有效出口汇率与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第八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该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梳理,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和该领域进一步研究展望。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关税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关税通过竞争效应、种类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东道国关税通过规模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2）投资准入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投资准入总体上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外资股权准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着,核准股权准入通过规模效应、现金流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抑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东道国资本准入约束总体上抑制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东道国外资股权准入、核准股权准入和其它投资准入通过抑制企业逆向技术溢出和减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抑制了出口企业技术复杂度。关键外国人与高管准入通过促进企业逆向技术溢出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提高了出口企业技术复杂度。（3）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实际进口汇率通过进口产品种类效应和企业融资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实际出口汇率通过企业创新效应和增加值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这对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推动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理论研究创新。构建将关税、投资准入和汇率纳入一个理论框架的技术含量决定模型,丰富和扩展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理论研究;（2）指标构建创新。创新性的构建企业层面的东道国投资准入指标,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东道国投资准入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3）研究视角创新。创新性的探讨了东道国关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从政策层面揭示了中国投资准入和东道国投资准入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从进口汇率和出口汇率两个角度探讨汇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扩展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进口中间品关税、中国投资准入政策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进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根据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未来应从鼓励贸易自由化、推动“引进来”战略、推进“走出去”战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方面促进我国贸易模式由“以出口规模为导向”转变为“以技术竞争为导向”,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中国建设成新型贸易强国。
黄燕秋[9]（2020）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经济陷入相对低迷状态的大背景下,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化、科技化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掀起新一轮竞争浪潮。当前,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抢占国家实力竞争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举措,2010年10月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2012年、2016年相继发布了“十二五”、“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指南,各省份积极响应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努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加快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实践发展脉络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测度以及驱动因素进行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和难点;其次从理论上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聚概念,阐明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从统计上进一步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口径和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介绍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貌以及分区域、分行业发展情况;第四,筛选测算方法、分别从区域和产业视角,运用区位熵和EG指数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视角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和江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高,大部分省份在某一细分产业占据优势;产业视角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达到高度集聚水平,其他细分产业尚处于初见集聚现象的阶段,各细分产业的集聚水平均趋于平稳发展;第五,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识别区域视角下和产业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视角下,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创新能力、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均有轻微抑制作用;产业视角下,产业规模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创新能力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集聚有显着推动作用,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干预对各细分产业的集聚未见明显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提出提高创新能力、加强金融扶持、注重各类政策灵活运用等建议。
那振芳[10]（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2003-2004国际金融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2004国际金融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交通基础设施 |
| 1.4.2 金融 |
| 1.4.3 金融资源 |
| 1.4.4 金融发展 |
| 1.4.5 区域金融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区域金融理论 |
| 1.5.2 金融地理理论 |
| 1.5.3 新经济地理理论及其发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1.1 距离与信息 |
| 2.1.2 制度与文化 |
| 2.1.3 经济发展 |
| 2.1.4 市场发展 |
| 2.1.5 人力资本 |
| 2.2 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 |
| 2.2.1 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
| 2.2.2 资本流动及其空间特征 |
| 2.2.3 金融集聚及其发展模式 |
| 2.2.4 金融辐射与金融一体化 |
| 2.3 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 |
| 2.3.1 交通基础设施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3.2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2.3.3 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贸易的影响 |
| 2.4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4.1 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相关论述 |
| 2.4.2 产业经济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3 金融地理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4.4 历史分析视角的相关研究 |
| 2.5 综合述评 |
| 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历史演变分析 |
| 3.1 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与交通的作用 |
| 3.1.1 地中海贸易时期金融集聚的雏形 |
| 3.1.2 商业革命时期区域金融中心的转移 |
| 3.1.3 工业革命时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
| 3.2 不同时期交通影响下的区域金融发展案例 |
| 3.2.1 16-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航运、贸易及融资方式 |
| 3.2.2 战前美国银行业的稳定性:铁路的作用 |
| 3.2.3 近代上海金融业发展:港口贸易的繁荣 |
| 3.3 运输化与金融发展的阶段演变 |
| 3.3.1 由“物物交易”走向“物币交易”阶段 |
| 3.3.2 由“物币交易”发展“币权交易”阶段 |
| 3.3.3 虚拟交易阶段 |
| 3.3.4 交通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4.1 金融业特性及区域金融发展的空间属性 |
| 4.1.1 金融业自身特性 |
| 4.1.2 空间视角下的区域金融发展 |
| 4.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学习与共享机制 |
| 4.2.2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的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 4.2.3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 4.2.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产业集聚机制 |
| 4.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作用分析 |
| 4.3.1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区域金融空间差异 |
| 4.3.2 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区域金融空间联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 |
| 5.2 基本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1 旅行时间成本节约的作用 |
| 5.2.2 货物运输成本降低的作用 |
| 5.3 基于旅行时间成本节约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学习与共享机制 |
| 5.3.2 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 5.4 基于货物运输成本降低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
| 5.4.1 市场潜能扩张机制 |
| 5.4.2 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内生性处理 |
| 5.6 本章小结 |
| 6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差异的实证分析 |
| 6.1.1 空间差异分解 |
| 6.1.2 收敛机制分析 |
| 6.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
| 6.2.1 金融空间联系强度的构建与分析 |
| 6.2.2 时间距离对金融联系强度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 2.1.1 产业 |
| 2.1.2 竞争力 |
| 2.1.3 国际竞争力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 6.1 生产要素 |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 6.2 需求条件 |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 6.3 产业基础 |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 6.4 制度基础 |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
| (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
| (三)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 |
| (四)区域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中国承担起相应区域责任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 |
| 一、悲观论:“中心”对“边缘”的盘剥 |
| 二、乐观论:“中心”对“边缘”的溢出 |
| 三、从悲观到乐观的态度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 |
| 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 |
| 二、“板块网络”结构下的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三、“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定位:“边缘”还是“中心” |
| 四、“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第四节 “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
| 一、中国“周边”的概念界定 |
| 二、国际经济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三、国际政治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第二章 中国正在成为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 |
| 第一节 中国提升在周边经济格局中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速快且维持稳定 |
| 二、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增加 |
| 三、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 |
| 第二节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 |
| 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四通八达,涉及多个周边国家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管道运输、航空运输通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成为周边贸易中心 |
| 一、中国成为周边越来越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双边贸易地理结构趋于均衡 |
| 三、周边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逐渐增加 |
| 第四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金融主导力量 |
| 一、中国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力量 |
| 二、中国发起和倡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轮轴” |
| 一、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 |
| 二、周边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重点 |
| 第三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的责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一节 中国角色转变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一、周边格局角色转变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契合 |
| 第二节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与中国的合理补充 |
| 一、周边地区的公共产品存在供需矛盾 |
| 二、中国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 |
| 三、地区认同的缺失与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遇到的困局及破解 |
| 第一节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外交困局 |
|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边海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问题 |
|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国走向“中心”的外交困局 |
| 一、“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 二、“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构 |
| 三、“一带一路”加速对区域价值链的重塑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逻辑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加速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政策建议 |
| (二)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自中国进口额 |
| 附录2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额 |
| 致谢 |
（6）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7）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当前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趋势与问题 |
| 1.2.1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 |
| 1.2.2 俄罗斯城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案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城镇化水平 |
| 2.1.3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 |
| 2.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4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2.5 增长极理论 |
| 2.2.6 核心-边缘理论 |
| 第3章 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基础 |
| 3.1 列宁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和恢复 |
| 3.2 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城镇化波动增长 |
| 3.2.1 国民经济一 ·五—二 ·五计划时期 |
| 3.2.2 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 |
| 3.3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缓慢增长 |
| 3.4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发展 |
| 3.4.1 国民经济八·五—十·五计划时期 |
| 3.4.2 国民经济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时期 |
| 第4章 转型时期俄罗斯城镇化特征与问题 |
| 4.1 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 |
| 4.2 普京执政后的城镇化提升阶段 |
| 4.2.1 经济快速增长期 |
| 4.2.2 全球金融危机期 |
| 4.2.3 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 |
| 4.2.4 欧美制裁下的停滞与发展期 |
| 4.3 俄罗斯城镇化问题与特征 |
| 4.3.1 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 |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
| 4.3.3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
| 4.3.4 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
| 4.3.5 城市与乡村聚落萎缩现象较为普遍 |
| 4.3.6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 第5章 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分析 |
| 5.1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变化 |
| 5.1.1 1992-2007年人口严重下降 |
| 5.1.2 2008年-至今人口整体增长 |
| 5.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变化 |
| 5.3 俄罗斯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3.1 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格局 |
| 5.3.2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格局 |
| 5.3.3 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变化格局 |
| 5.3.4 俄罗斯的人口迁移流动格局 |
| 5.4 俄罗斯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1 俄罗斯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 5.4.2 俄全境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3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5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1 俄全境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2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第6章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 |
| 6.1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 |
| 6.1.1 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 |
| 6.1.2 培育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的增长极 |
| 6.1.3 加强高铁、机场、港口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
| 6.1.4 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 |
| 6.2 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 |
| 6.2.1 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 |
| 6.2.2 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 |
| 6.2.3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 |
| 6.2.4 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 |
| 6.2.5 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 |
| 6.2.6 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
| 6.2.7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制造业技术复杂度 |
| 1.2.2 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 |
| 1.3 研究思路、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 |
| 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 |
| 2.2 关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2.1 中国进口关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2.2 东道国关税变动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3 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3.1 中国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3.2 东道国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4 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4.1 进口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4.2 出口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机制分析 |
| 3.1 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相互独立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2 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互为因果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2 关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一步阐释 |
| 3.2.1 进口中间品关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2.2 东道国关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3 投资准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一步阐释 |
| 3.3.1 中国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3.2 东道国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4 汇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一步阐释 |
| 3.4.1 进口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4.2 出口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典型事实分析 |
| 4.1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
| 4.2 关税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 |
| 4.2.1 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变动 |
| 4.2.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东道国关税变动 |
| 4.2.3 进口中间品关税、东道国关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 |
| 4.3 投资准入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 |
| 4.3.1 中国投资准入的变化 |
| 4.3.2 东道国投资准入变化 |
| 4.3.3 中国投资准入、东道国投资准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 |
| 4.4 汇率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 |
| 4.4.1 中国进口汇率的变动 |
| 4.4.2 中国出口汇率的变动 |
| 4.4.3 进口汇率、出口汇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5.1 进口中间品关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5.1.1 指标测度 |
| 5.1.2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5.1.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5.1.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5.1.5 扩展分析: 进口中间品关税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
| 5.2 东道国关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5.2.1 指标测度 |
| 5.2.2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5.2.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准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6.1 中国投资准入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6.1.1 指标测度 |
| 6.1.2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6.1.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1.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6.1.5 扩展分析: 中国投资准入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
| 6.2 东道国投资准入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6.2.1 指标测度 |
| 6.2.2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6.2.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2.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汇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7.1 进口汇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7.1.1 指标测度 |
| 7.1.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7.1.3 基本估计结果及分析 |
| 7.1.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7.1.5 扩展分析: 进口汇率变动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
| 7.2 出口汇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 7.2.1 指标测度 |
| 7.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7.2.3 基本估计结果及分析 |
| 7.2.4 机制分析的实证检验 |
| 7.2.5 扩展分析: 出口汇率变动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1 主要结论 |
| 8.1.2 政策含义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文创新点与难点 |
| 1.6.1 创新点 |
| 1.6.2 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与涵义诠释 |
| 2.1.2 产业集聚的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区位理论 |
| 2.2.3 新竞争优势理论 |
| 2.2.4 新空间经济地理学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研究综述 |
| 2.3.2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相关研究 |
| 2.3.3 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
|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及统计口径说明 |
| 3.2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产业规模 |
| 3.2.2 景气指数 |
| 3.2.3 盈利能力 |
| 3.2.4 地区优势产业 |
| 3.3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规模 |
| 3.3.2 科研能力 |
| 3.3.3 盈利能力 |
| 3.3.4 产业政策 |
| 3.3.5 国际地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
| 4.1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及指标选择 |
| 4.2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 4.3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及识别 |
| 5.1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 |
| 5.2 数据来源 |
| 5.3 基于区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设置及结果 |
| 5.3.3 识别结果分析 |
| 5.4 基于产业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 |
| 5.4.1 灰色关联分析法介绍 |
| 5.4.2 变量选取及灰色关联度结果 |
| 5.4.3 识别结果分析 |
| 5.5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驱动因素识别结果评价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2003-2004国际金融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梓利.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4]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5]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D]. 黄嘉瑜. 外交学院, 2020(08)
- [6]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D]. 初楠臣.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8]关税、投资准入与汇率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研究[D]. 任家禛.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9]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D]. 黄燕秋.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