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玄的诗文批评理论再认识
摘要：欧阳玄作为元代后期文坛领袖，在元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从其家世背景和学术渊源、文道结合的雅正观念、盛世心态的追慕、性情自然论的发挥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他的诗文理论可以明了元代后期诗文批评的发展趋势，其主张对扭转当时文坛流行的盲目复古论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会发现欧阳玄对元代后期文坛表现出的理学风貌及对理学推崇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
关键词：元代后期欧阳玄诗文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5-0014-03
从元文宗到元顺帝，元代文坛的领军人物由袁桷、虞集过渡到了欧阳玄。欧阳玄作为元代后期文坛的领袖人物，其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较大影响，但在后世，其诗文批评理论由于文集的散佚，而逐渐被遗忘。实际上欧阳玄的诗文批评理论在元代后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认识他在元代诗文理论中的地位，就必须从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入手才会更为清晰。
一
从政治地位来说，欧阳玄（1283-1357）“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面三拜承旨。”[1]（卷一八二《欧阳玄传》，p4198）元人安成彭也说欧阳玄：“历官中外四十三年，终翰林学士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朝廷宠眷，终始甚隆。”[2]（P139）从《元史》中看，欧阳玄不仅仅是文坛盟主，而且是辽、金、元三史的实际主持者，元顺帝即位之后，元朝盛世风光不再，走向了没落，顺帝初即有权臣伯颜专权，废除汉法，排斥汉人、南人的政策。而在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白莲教徒刘福通、杜遵道等率众以红巾或红旗为号的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全国，欧阳玄面临红巾军遍地的情形，仍向元廷提出“献招捕之策千余言，凿凿可行，当时不能用。”[1]（卷一八二《欧阳玄传》,p4198）我们很难从现存的《圭斋文集》中推测此时欧阳玄的心情，但致仕后的欧阳玄一直想回家乡浏阳养病，因为红巾军的起义，南北交通断绝，他甚至“欲由蜀还乡”，但最终未能成行，其对于元代政局的失望由此清晰可见。[1]（卷一八二《欧阳玄传》,p4198）欧阳玄在仕进的南人中的地位崇高，一直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
从欧阳玄家庭来讲，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崇奉儒学的下层官员之家，欧阳龙生“下笔万言，文雄浑有体裁，学精敏有识趣，尤长于讲说义理。每讲篇出，士传诵之。”[2]（P142）可看出欧阳玄家族的学术传统和脉络，对程朱理学的特别尊崇，成为欧阳玄治史习文的一个核心思想，如欧阳玄评价周敦颐：“子周子生乎有千余载之下，得孔、孟之绪言，著《太极图》、《通书》，泄造化之蕴，发圣贤之秘，如指诸掌。故孔孟之后，首言性与天道者，周子一人焉。”[2]（P28）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欧阳玄认为他打破了孔孟后道统断绝的局面，正是由于他才使日后二程、朱熹辈出，圣学大昌的局面出现，所以《宋元学案》中黄百家评价周氏：“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3]（P483）欧阳玄的评价和黄百家无疑是十分契合，或许黄百家汲取了他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欧阳玄认为周敦颐“得孔孟不传之绪，为百世道学之倡，……二程，传周子之道者也。”[4]（卷五）欧阳玄认为王安石是导致宋代学术崩坏，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他在《赵忠简公祠堂记》和《宋史》中反复表明这个观点，如其言：“临川王安石以新学误宋，致天下骚然。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救之，卒不胜其说。既而蔡京为相，宗王氏说，黜程氏学，宋遂大坏。”[2]（P31）他在《宋史》中评价王安石新学：“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5]（第30册，P10550）认为神宗信用王安石是“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5]（第30册，P10553）显然欧阳玄继承其父的观点，并有所扩大而已。这就不难理解日后欧阳玄主修《宋史》时为何专置《道学传》，彰显二程、朱熹一派，同时认为“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5]（第36册，P12710）从中亦可明瞭欧阳玄在学术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所以钱大昕说：“《宋史》并立《道学传》，别于《儒林》，意其推崇程、朱之学。”[6]（P1114）《宋史》中，这种极力尊崇道学的思想就很明显，欧阳玄在学术上和文学上首要的判断标准是“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5]（第40册），P14255）这就成为他思想中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
在《宋元学案》中，欧阳玄被并列为许谦一派和吴澄一派，许谦在当时与许衡齐名，他们都尊崇朱学，所以我们在讨论欧阳玄文论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他首先是应该作为一个理学家的面目出现。许谦的后辈弟子，多表现出文学成就大于理学成就的一面，“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3]（第3册，P2800）黄百家看出了金华朱子学流而为文的特点，尽管认为道与文不可分离，但毕竟不是单纯的理学家，仅从理学来考虑，到了金祖望就归纳说：“白云所造稍浅，及门之士，如潜溪、华川、仲子，又变而为文章之学，而躬行益疏。”[7]（P1552）这里所举的宋濂、王祎、胡翰、戴良等许谦的再传都是文人，而不仅仅是理学家，实际上后世也是将他们作为文人来看待的，文学成就远远大于理学成就，这说明了金华之学文大于理，“流而为文人”的特点。
二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阳玄的文论就会发现，他在彰显道学的同时，力图将道与文融合的特点，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重视正心之术的主张。如欧阳玄认为：“自汉魏六朝以来，经生、文士判为两途，唐昌黎公、宋庐陵欧阳公力能一之，而故习未尽变也。濂洛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里《六经》，言或似之。于是文极文之典奥，道极道之精微，一趋于至善而后止。”[2]（P69）欧阳玄的结论是文与道之间经过韩愈、欧阳修的融合，至二程、朱熹方使之不分离，所以他曾评价虞集“无一不本于道”。但问题是既然文与道能完美融合，那么达到这种程度的标准和尺度如何界定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欧阳玄之前，元代文人并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注意到元代的诗文批评理论是在对宋人批评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而欧阳玄则认识到了审美主体的作用。实际上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这就有了一个正心的尺度在内。他认为：“儒者读书，以正心术为务；医者读书，尤以正心术为急。心术正，则学术亦正；心术偏，则学术亦偏。”[2]（P40）文道之间与心术结合就成为欧阳玄理学家文论的一个主要特点，这在元代的诗文批评理论中是非常明显的，从元代初期一直到延祐、大德的文坛虽然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成就，但在批评主张上并没有将文道与心术问题提出来。元代初、中期的文论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感性的认识，欧阳玄则将其当做自己批评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盖人之一生，苟有得于一言而合于道，则生平精神心术凡见诸行事者，莫不于此取则焉。”[2]（P35）道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与关键，那么道的问题解决了，则所有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正士习以正人心，人心正则风俗美，道艺成。”[8]（卷三一三之二）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他对欧阳修文风的认识。他说：“夫文上者载道，其次记事，其次达焉（言），乌以尚人为哉？欧阳公生平于‘平心’两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辈论读书之法，亦曰‘平心定气’。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2]（P54）欧阳玄对欧阳修的文风认识是将道与文结合起来评价，所以才会得出平心静气的结论。正是基于正人心之术，欧阳玄在此基础之上评价《诗经》、《离骚》等经典：“斯文者，宇宙之元气也。幸而治平，措诸事业，则为典谟、为雅颂；不幸反是，则为《春秋》、为变风雅、为《离骚》。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难见于治平无事之时，而屹然可仗于流离颠沛之日，然后知斯文之所系如是其重欤！”[2]（P50）欧阳玄对文与道及其所归纳的心术批评中，显然是将儒家之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也就是正心诚意之学，然后才有所谓的文的主张。元代后期诗文批评理论，几乎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来认识元代及前朝诗文，并且成了一个主要批评标准，从欧阳玄一直到危素、戴良等人莫不如此。
三
欧阳玄生活的时代虽然是元朝后期，因而在他的批评主张中，对元朝盛世的认同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话语存在，他的这种认识是在对宋朝文风的批判下进行的：“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从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亢，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华，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2]（P49）欧阳玄目睹元初盛世及有代表性的文人，并和他们有所交往，他对元朝每个时期文风的归纳是非常准确的，他在对宋代文风批评的同时注意到了时代风气影响下的文风变化，欧阳玄认为：“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2]（P53）又言：“皇元混一以来，诸国人以诗文鸣者，前代罕有。”[9]（卷首）雅正观念的提出就和这种盛世心态有关。如其言：“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2]（P52）雅正观念的形成显然是在对南宋末文风批评之上形成的，并且与欧阳玄对元朝文坛格局的认识和盛世心态相关。
欧阳玄继承并发挥了吴澄草庐学派性情自然论的观点，大力提倡性情。欧阳玄的这种观点并非他的首倡，如吴澄就言：“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古之为诗者如是，后之能诗者，亦或能然，岂徒求其声音彩色之似而已哉！”[12]（P208）吴澄注意到了文学的本体论作用。他虽然是一个理学大家，但认识并不僵化，强调诗歌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性情的产生，“夫诗以道性情之真，自然而然之为贵，……作诗随所感触而写其情，皆冲淡有味。”[12]（P241）提倡性情之真，性情自然，发乎真诚，反对生硬模仿，要表达真情实感是吴澄对元代文学批评论的一大贡献。在此基础上，虞集主张“性情之正”，他批评元代诗坛诗人：“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11]（卷三四《胡师远诗集序》，p301）虞集的这种观点要求诗风和淡有味，反对险怪，同时也注意到诗歌的生成论因素。欧阳玄阐释性情自然论更为明确，更为系统和彻底，他说：“诗得于性情者为上，得之于学问者次之；不期工者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离骚》不及《三百篇》，汉魏六朝不及《离骚》，唐人不及汉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习诗者不察也。”[2](P51)他并不是主张机械的复古论，而是强调了性情是诗歌优劣的一个首要标准，能吟咏性情反能得其正，过多修饰都会妨碍诗歌的价值。欧阳玄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式的理学家，他虽然认为理学是经国大业，但在文学批评上，他显然注意到了文学的独立性价值，这点非常可贵。因而自然和真诚就成为他的诗文批评中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如他认为：“古人之诗，被之弦歌，其入人之深，犹有待无声。今人之诗，简牍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不忘。以是往往知音于千里自外，会心于百世之下，求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使非天乎？”[2]（P47）欧阳玄在简单的古今诗歌比较中认为现在的诗歌缺乏诗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失去自然和本真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将真作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玄对诗中的真和自然如何产生是非常困惑的，既然否定了好的作品和学养的关系，那么他就只能归结到神秘性的一面：靠天来产生，说明了他认为好的作品是非关人力所得。
对真的审美寻求成为欧阳玄的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在元代诗坛复古风气的潮流之下欧阳玄的真正态度，他对那些生硬贫乏的模仿前人之作批评是多么严厉了，他说：“诗自汉魏以下，莫盛于唐。宋东都南渡，名家可数，而可恨者亦多；金人疏远跌宕之音，自谓吴人萎靡，然概之大雅，钧未为得也。至元间，山林遗老闲暇抒思之咏，一二缙绅大夫以其和平之气，弄翰自娱，于是著论源委，益陋旧尚。近时学者于诗无作则已，作则五言必归黄初，歌行、乐府、七言蕲至盛唐。虽才趣高下，造语不同，而向时二家所守矩矱，则有不施用于今者矣。”[2]（P52）本来元代自立国之初，南北文人出于倡导新的文学风气的需要，对自身的文学风气进行了反思，而其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向唐人和汉魏六朝学习，这成为元代南北文人的共同追求，随即成为也元代文坛的主流，影响颇大，这在起初确实起到扭转风气的作用，但是随后使元代文坛风气流于模仿盛唐和建安诗歌的外在形式，对内在精神却忽略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欧阳玄才反对盲目复古论，这种认识在元代诗坛无疑具有深刻意义，可以说他的性情自然论的主张是有着其特殊背景和意义的。
四
总体上来看，欧阳玄的文学主张代表了元代后期文坛的趋势，既有理学主张的实行，又有盛世心态下文风的一贯坚持，同时又有对盲目复古论的批评和在此基础上的性情自然论的主张。元人评价其：“文法固虞、揭、黄诸公优于欧，实事不妄，则欧公过于诸公多矣。”[13]（P29）在元人眼中欧阳玄在诗文创作上不如虞集、揭傒斯、黄溍等人，但在对问题的理性认识和眼光方面则自有独到之处。欧阳玄在元代的中后期文坛中，在实际的创作中没有达到虞集、袁桷、赵孟頫等人的高度，就是和马祖常、黄溍、柳贯相比也稍显薄弱。翁方纲认为：“欧阳原功诗，所传虽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黄、柳之次。盖学有本原，词自规矩，初非必专精于诗也”[14]（P166）这种局限性是真实存在的，必然出现矫枉过正之下，导致复古的偏离变味，元末靡软之音渐多，盛世风骨日少，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明前期力图复古，实则承袭无为的问题，受到了后人的诟病，如王士祯谈及明初诗歌元诗习气时即言：“胜国之际，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於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敢之雄，次及伯温。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之羽翼。而谈者尚以元习短之，谓辞微於宋，所乏老苍，格不及唐，仅窥季晚。”[15]（P1203）故对元末诗文理论批评发展趋势应该一分为二看待，胡应麟也对此提出了比较理性的评论：“元之才不若宋之高，而稍复缘情，故元季诸子，即为昭代先鞭。”[16]（外编卷五）认为元末诗文格调上虽未回归唐代，才学议论也未可与宋代比肩，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抒情性与理学情趣并重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欧阳玄作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和史学家，在元代后期文坛居于盟主地位，可以说元代诗文风气和理学的密切关系，就和欧阳玄的倡导有密切关系。同时，他对作品的本真性追求，使他重视文学表达的真诚，使他在理性认识上和对文学创作的发生上认识较为深刻，但在实际创作上没有达到元到中期文坛名家的高度，可以说充满了理性的可行的创作目标和实际的创作效果之间的差异，但仍属于“一代盛名，其文终可传也，”[17]（P924）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作者简介：解国旺（1966—），男，河南省汤阴县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河南省安阳市，455000）。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欧阳玄.圭斋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欧阳玄.道州路重建学记[A].道州志[M].清光绪三年刻本.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欧阳玄.金谿县重建儒学记[A].金谿县志[M].清同治九年刻本.
[9]欧阳玄.金台集序[A].金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陈旅.元文类序[A].元文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11]虞集.道园学古录[M].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吴澄.文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孔齐.至正直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王士祯.历代诗话续编?艺苑卮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