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登钏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445300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1001-2982（2018）08-002-02
1927年11月，蒋介石聘请德国名将鲁登道夫的高级助手、兵工和炮兵专家托马斯•鲍尔上校为军事总顾问。从这时起到1938年7月法肯豪森率领的军事顾问团的离去，在这十一年间德国军事顾问活跃于国民党政权中的主要军事部门及中国战场，掌握着中国大量军事机密。德国魏玛当局和纳粹当局除了允许该国军人充当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外，还向中国出售了大量军用物资，转让了部分军事技术让中国军人在德国接受培训。德国一跃成为三十年代影响中国最深的国家之一。那么中德两国能够进行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密切军事合作呢？这必须对中德两国各自进行分析。
一、中国选择德国作为军事合作伙伴的原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彻底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他面临的是一个动荡不已、群雄逐鹿的中国。为了确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及稳定性，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迫切需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政权征讨的对象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二是各派军阀。由于国共两党的严重阶级对立，在由谁领导中国、中国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上存在难以消弭的矛盾，其分歧非政治所能解决。中国对中央有离心力的各派军阀都有帝国主义作靠山，军事实力不容蒋介石所忽视。
蒋介石自知要解决这两大难题非已有军力所能及也，非借助强国不可。蒋介石自政变后赶走了原先与其有密切合作的苏联人，因此同苏联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在当时已被蒋介石所关闭。但是蒋介石为何最终选择德国进行军事合作，而不是与其有密切联系的英美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政治上，英美日诸国在华都有其势力范围和各自支持的军阀，它们相互之间明争暗斗，都不希望一国完全独占中国。但是蒋介石政权甫定，若同三国进行军事合作，不仅可能受其控制而且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若同时同三国合作，则会使中国军队的组织、装备、训练、技术不一而陷入一片混乱。因此蒋介石必须寻求同德国进行合作。早在1932年12月国民政府设计委员会就道出了“我何故舍英美日而必以德为可联者”的原因：（一）德国是战败国，“与我地位平等，不会构成威胁（二）中德两国均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
其次，在外交上，蒋介石分析了战后德国的国际地位极其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认为“德国苟欲脱离英法羁绊，采先发制人之外交，则必联俄。欲联俄则思负共产之虑，使俄臻富强，德国能受其利，而不受其害，则势必别寻与国，以资控制。於是世界上可以为此与国者，非中国及日本。”
再次，在军事上，德国军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其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使得蒋介石羡慕不已。蒋介石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德国的军事教育，并且曾于1913年和1918年两度准备赴德学习军事。蒋介石认为德国军事理论斐然世界，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
最后，中德两国进行军事合作有良好的历史基础。孙中山很早就同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对德国参与“世界共同开发中国”抱有很大希望，并为此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人脉关系的构建，使得中德两国有一批致力于建立两国良好合作的队伍。这就为1927年以后的中德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作为孙中山“衣钵”的继承人，蒋介石继承了这一“遗产”。
就这样，在权衡各种利弊得失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走上了同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这种合作在“九•一八事变”后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中国在此之后面临日本侵略的亡国灭种危机。“一支装备精良、机动性强、训练有素的中央军及其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是蒋介石在军事上孜孜以求的目标”。日本侵华使得中国寻求同德国军事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持续进行。
二、德国同中国军事合作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被迫接受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受到严格限制,德国的国防军和与它有密切利益联系的工业界对此极为不满。德国国防军工部门背着《凡尔赛和约》第170条和第179条的规定，通过建立影子公司“盖福公司”和“施塔玛格”在苏联和土耳其从事非法的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和交易。此外德国还将它的军人派到海外充当军事顾问。《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约束力实际上已大打折扣。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此举对战后魏玛德国重整军备、夺回原先的市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德国为什么从1927年开始将其重整军备依靠的重心逐渐转向中国呢？
首先，1927年前后德国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亟需为其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德国军工企业，想要赚钱的话，亟需开发国外市场。因为它们在欧洲的‘忠实主顾’——西班牙、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都是些小客户，有必要向欧洲以外的市场渗透。”中国的状况令德国兴奋不已：中国自1916年年军阀开始混战以后，连年内战，对武器渴求不断增长，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然而中国国内只能生产落后的武器，且数量有限。
仅如此，德国军工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具有三大优势：一是1919年5月5日美英日法等国为了制止中国内战，签署了一份武器禁运协议，这为德国产品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真空；二是德国武器性能优越，深受他国亲睐；三是德国在华治外法权的丧失使其商务活动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在没有德国领事法庭、炮艇和使馆卫队保护的情况下，它直接获得了商业的据点。”
其次德国同中进行军事合作可以解决其国内就业问题。同盟国对德国进行强制裁军，使许多军人陷入了失业的窘境。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德国失业问题雪上架霜。因此德国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除了可以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以外，还可以通过刺激军工生产来增加就业岗位。德意志银行经理施佩尔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道中国市场：“只要对华贷款问题一解决，德国失业中的大部分将随着对华出口的突然增加而一举消失”。
再次，德国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的战略原料。德国要重振昔日雄风要有大量用于军工生产的战略原料钨和锑，它们都是制造子弹、穿甲弹、坦克装甲、飞机的关键材料。但是德国严重缺乏这些原料。“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能够自给自足的唯一战略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依照军事设计者的看法，德国在原材料方面永远不会自给自足，因此它只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获取并加以储备”。
但是中国却能为德国提供其所需的战略原料。“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钨矿来源，从1915—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中国锑的产量则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此外中国矿石质量较高，几乎不含难以除去的杂质”。这时世界市场上的战略原料被英国控制，因此不论是民主的魏玛德国还是奉行扩军备战、存在就是为了战争的纳粹德国只能把中国看成其战略原料的主要来源地。德国“国防军之父”、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冯•塞克特曾坦言：“原材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诸多因素的综合使中德两国在军事领域走上了合作的道路，其中“双赢”是两国广泛合作的基础，体现了合作时期两国“正零和”的关系。